不是那拉氏的宣战诏书，而是帝国主义进攻大沽的炮火。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本质。但是，那拉氏集团对帝国主义的宣战，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帝国主义从此决裂，他们也并不企图把自己从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中解脱出来。那拉氏等人知道当时帝国主义在华的兵力是有限的，他们觉得有把握在帝国主义大批调兵来华之前，攻下租界或使馆。这样，他们就可以迫使帝国主义在“废立”等问题上作出让步。时人所谓：“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明星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义和团》（一）第50页。）这个记载多少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六月二十五日以后，那拉氏集团在利用义和团的同时开始准备与帝国主义议和。
正当那拉氏集团向帝国主义“大张挞伐”之际，洋务派出来插手时局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多次电请保护使馆，要“先清内匪，再退洋兵”。不论同意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那拉氏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同时在办外交时也需要洋务派帮忙。二十五日，那拉氏电谕李鸿章等：大沽之战“非衅自我开”；并谎言“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
洋务派的插手，引起了一直被压抑着的朝内主和派的共鸣。当天下午，荣禄下令停攻使馆，并在东交民巷北边的桥上竖了一块“奉上谕保护使馆”的木牌。同时那拉氏再次召集“宫中会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第三次讨论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
会议的结果，主战派占了上风。当夜又恢复对使馆的攻击。次日那拉氏又赏天津义和团“银一万两”；并先后令袁世凯、盛京将军增祺、仓场侍郎刘恩溥等分别“招集义和团民”。事实表明，那拉氏集团利用义和团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同时，那拉氏还明确表示：“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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