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色彩的认识显然是肤浅的，他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反映了他地主阶级的反动实质。其所谓接受了基督教的中国人中没有好人的说法，无疑过于绝对化，恐怕也与他的阶级实质有关。但是，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不屑于基督教化，而入教者中不少属流氓无赖和地痞的现象，却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断言基督教传教士在当时未能对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就其实质而论，是可以成立的。正是基于此，他认为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工作“悲惨失败”了。

　　对于所谓“开启人民智识”的论调，辜鸿铭也予以了驳斥，他指出，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虽然带入了一些科学知识入中国，但由于其宗教神学观根本上的反科学性，他们所做的工作最终没有成为什么“智识启蒙”，而只能算作一称“智识把戏”而已。对此，他说：“无疑，新教传教士最近带来了大量他称之为科学和科学之教的东西，他能毫无犹豫地告诉他当地的学生清朝官员愚蠢得对月食大惊小怪；但在下一次祈祷时他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太阳和月亮仍然听命于犹太耶苏会长约书亚而停滞不动吗？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那本记录了其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吗？……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心中怀有智识启蒙目的的人说，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反科学的东西——以一个不太难听的名词可称之为‘智识把戏’。传教士自己没有意识到它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其毒害的微妙和巨大。因此，我认为，无论新教传教士能够带入多少纯科学信息的东西，他们同时也带入了一个害虫，这个害虫最终必将葬送为中国人智识启蒙的全部希望。因为不正是为反对与这同样的智识把戏，欧洲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已经战斗过和直到今天还在战斗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这儿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中国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不厌其烦地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昧的东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实在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看不起外国人。……因此，我认为部分传教士最近关于科学和科学器械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嚷……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拉丁文和英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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