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大臣（如荣禄、奕劻），有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有驻外使节（如杨儒、吕海寰、李盛铎、伍廷芳等），有知交旧属（如盛宣怀），有外国“友人”（如赫德·维特），几乎包罗当时社会上层的各类人士。由于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应该说，李鸿章在当时的疆吏中，能最为迅捷地掌握义和团运动的动向并及时了解到清廷最高当局的态度，从而做出自己的决断。
作为义和团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义和团在其民谣中曾发誓要除掉“一龙”（光绪）“二虎”（李鸿章、荣禄）“十三羊”（13个主剿大臣）〕，李鸿章对义和团的态度无疑是敌视和鄙视的。然而，他的这种敌视态度的表露，略不同于盛、刘、张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剿派大员，而是经过了一个由短暂的暖昧到迅速明朗的过程。
五月初七，盛宣怀电奏清廷请派聂士成军迅速剿灭义和团，并请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亦能电奏请剿。当时朝中抚剿两派争论激烈，盛电意“借疆吏多持正论，以破迂谈，九重乃可定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4页。)，李则认为、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4页。)，而且“内意主抚，电奏无益”。(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8页。)面对东南各省督抚一再吁请，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于五月十四日将总税务司赫德的来电内容译署转奏，电文如下：“总税务司赫德今晨来电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摇惑云云。事关紧急，不敢壅于上闻。请速代奏。鸿章。”(《李鸿章全集》三，第926页。此电拍发经过，参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2页。)借助外人之口，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此举可谓部分击中了慈禧的心理。不久，五月十九日，慈禧即谕李鸿章“迅速来京”(《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518页。)但李则滞留观望月余。其电文所称“粤省士民坚留”(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45页。)云云，只是官样文章、内中原因，一是所谓“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6页。)二是李鸿章已知慈禧一意主抚（义和团），京城朝野一片主战喧嚣，此时北上主持和谈，无异飞蛾扑火；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李虽奉诏北上，但未获明确的职衔，对于迷恋权势的李鸿章来说，很难令其轻易离开具有实力地位的两广总督任所。另外，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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