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氏这一坐观待变的态度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上谕”所打破。对于此份诏书，李鸿章的反应出奇的明快、果断，他率先指出：“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寄盛京堂”，《李鸿章全集》三，第955页，其中“所谓乱命也”，在关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中被删去。)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是什么原因，使李鸿章敢于冒如此之大不韪，公然对抗朝廷旨意，直斥其为伪诏、乱命呢？据笔者所见，其因素大致有三：

　　1、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是在对义和团的“剿抚两难”中一步步向战争边缘的。她在谕令李鸿章、袁世凯等来京交涉的同时，随即又主持了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续四天的御前会议，经过和战两派的激烈争论，才最终确定对外宣战。宣战的动机，诚如慈禧自白“因洋人欺负的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指列强反对废光绪，令其归政——笔者）”。“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9页。)在决定宣战后的次日即五月二十四日，她又下令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事事均求实际。”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6页。)这道上谕与随后发表的“宣战诏书”的思想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提倡东南互保的刘、张、盛即将此谕视为理论依据）。追随慈禧多年的李鸿章，当然深谙“老佛爷”这种对洋人既恨又怕的矛盾心理，因此，当着慈禧心里的天平暂时失去平衡，倒向顽固派一边的时候，李鸿章也就不惜冒着同慈禧翻脸的危险，将自己的法码投向主和派，以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平衡——即维持所谓“中外相安”，不轻易开衅的局面，也就是维持既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这是符合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

　　2、李鸿章本人得到的消息，强化了他对“宣战诏书”的抗拒心理。有两条重要的资料可以佐证：一条是盛宣怀的电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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