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动荡不明，想未雨绸缪以图自保；（2）港英方面的斡旋劝说；（3）不满清廷内顽固派的当权等诸种因素而外，笔者以为，甲午以来，李鸿章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甲午战败，鸿章失势。他曾有痛切的反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皆是纸糊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7页。)将自己苦心经营30余年的洋务活动，比作纸糊的房子，自喻为裱糊匠，不免心酸。有论者认为，甲午以后李鸿章倾向、同情变法(参见王凡《戊戌变法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84年第6期。)，当是可信的。正因此，他对慈禧纵容顽固派的做法表示不满，两人之间的裂痕亦逐渐扩大。到粤督任上后，他对慈禧要其迅速设法捕杀康、梁的旨令，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并竭力和维新派拉拢关系，以至康、梁也逐步减轻了对他的敌视，甚至要“以之为傀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再则，经过数年的冷落，李鸿章好容易才得以外放疆吏，为了确保两广这块实力地盘，当此风云变幻、世事纷扰之际，与本来就不那么敌对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进行一下联合的尝试，也是未尝不可的。何况，还有港英殖民当局（为确保自己的稳定）从中游说牵线呢？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又浅尝辄止，陡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清廷诏其北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身受道、咸、同、光“四朝皇恩”的元老重臣，所谓“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一生事业都和清王朝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因此，李鸿章在骨子里还是把维护和挽救衰颓的清王朝作为“忠君报国”第一要义的。甲午战后的受冷遇，使他充满了*的徬徨与幽怨，从而增大了对朝廷的离心力。然而，失望总是相伴着企望，慈禧的一纸诏命使他又感到了朝廷的“知遇”，面对北方大乱的局面，他情不自禁地发生了挽此危局“舍我其谁”的豪言。同时，他也深知清王朝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北行前在船上与裴景福等僚属的谈话，见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3。)积其宦海沉浮四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是断然不敢、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投入一场无把握的冒险的。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还是维新派的梁启超，都看得十分清楚(参见《革命逸史》初集77页，《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卷，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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