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此时的李鸿章，毕竟不同于以前的李鸿章，对清廷的旨令，他不再是那么俯首贴耳了。狡兔三窟，在宣布奉诏北上的前后，他又积极参与了“东南互保”；同时尽管朝廷一再催促、疆臣一再吁请，李鸿章仍是徘徊观望，走走停停。内中的曲折复杂，似非一般短文所能勾勒清楚。这里仅就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及作用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东南互保”的始作俑者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年）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深得李氏的信赖和提携，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向李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48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及李鸿章对盛所从事“东南互保”活动的关注。

　　应该指出，李鸿章虽然对“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了若指掌，但他只是积极参与而已。不应象当时言官所劾，说他“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并力抗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94页。)。也不应象史学界一度流行的说法，认为李鸿章是东南督抚们的头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21页。)，“始终是东南互保的后台和主谋老板。”(叶林生、刘新建《李鸿章》，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17页。)理由如下：

　　1、李在首次接奉北上诏令后，立即中断了“两广独立”的密议，并切实做了一番北上的布置，先拟坐船由秦皇岛登岸(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34页。)，因京津一带战争的实际爆发，他又接受了盛宣怀等的意见，改为先到沪再相机北行(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3页。)。因此，北上主持和谈大局，一直是李鸿章的注意力所向，也是当时朝臣疆吏们的一致意见。盛宣怀在倡议“东南互保”的同时，又联合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等督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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