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南互保”的核心问题，是列强之首的英帝国主义企图牢牢控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作为亲俄派首领的李鸿章，对此是有隔阂和距离的。这从二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一是李鸿章宣布离粤北上后，“立即引驻广州的各国领事和香港总督以及上海方面的纷纷责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3页。)直至李鸿章离开广州的前三日（1900年7月14日）英国外交部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李鸿章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持秩序的目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0页。)因而在李北上过港时，港督卜力仍对他进行了最后的劝说和挽留。二是李鸿章到上海时，“英领事拆下欢迎李鸿章之彩坊，因李鸿章率卫队二百人，不令登岸，令解除武装，允二十人入租界，鸿章寓静安寺路刘学询宅。各领事互约不相访，谓鸿章应留在广州主持东南自保，不奉京命……。”(参见■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5174页。)与此相反，沙俄方面则对李的应诏北上，表现出关切和欢迎的态度。这说明，留粤主持“东南互保”是出于帝国主义局部地区利益的需要，而应诏北上则可能对维持列强利益均衡的全局起作用。李鸿章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就列强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相互争斗与权衡，也终于接受了李鸿章的选择。

　　3、号称“东南三帅”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原分属于不同的派系集团，彼此之间经常勾心斗角，互不服气。只因大乱当头，才为了共同利益暂时结成松散的联盟，很难说谁指挥谁。仅从一例即可说明：七月十九日，亦即慈禧决定出逃的前一天，刚刚于七月十四日得授全权大臣的李鸿章得讯后，立即以领头羊的身份，电告参与“东南互保”的“同志诸帅”，要求联衔谏阻“两宫西幸。”(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5页。)湖广总督张之洞先是推诿：“朝廷既派傅相全权与外部议停战，此等事自应由傅相斟酌电奏为妥，他人不便插入。”(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6页。)继而又发出不和谐音：“若言西幸，不宜令拳匪扈卫，则正合鄙见，洞愿列名。若阻西幸，则洞不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7页。)鸿章解释再三，张仍是“万万不敢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86页。)在张的影响下，闽浙总督许应■也表示不愿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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