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与乱民,正绝对的反对党”[(6)]。“自甲午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其反潮则翻新政、废君上、诛党人,而积极成庚子拳匪之祸”[(7)]。梁启超则说: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讎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致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8)]
维新派的主要喉舌《清议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发表社论说:“西后之与奸贼,其所以力庇团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张满人之势,而可锄我汉人也。且以有言夫清灭洋,合彼愚谬守旧之见,以为即是以抗敌外人也,而其尤处心积虑、阴谋奸险者,则藉其势力为己声援,以遂其屡试而不敢逞之篡夺弑逆之谋。”[(9)]因此,“譬之*,义和团者*之刃也,西后贼臣者*之人也”[(10)]。维新派在上海的报刊《中外日报》刊文专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认为义和团“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这“四种旧党”即:第一种,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第二种,“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第三种,“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第四种,“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夫此四派合纵,其所正对之一点非他,即号为新党之几个人而已。其间惟第三,第四两派人,知有新党,而欲用法以去之。其第一、第二两派人,则不能知有新党,而其所行之事,则适合于攻新党之式,故第三、第四派人常乐抚而用之焉。”因此,“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11)]。
当然康梁等人对义和团所作的这些分析未必允当,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敌视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义和团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和它被后党反动势力所利用这一*现实。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对此,维新派在当时也多有评论,并着重指出了它的盲目性和落后性。麦孟华写道:“义和团之举事也,以扶清灭洋为主义,……然而外有见侮之事者,实由内有可乘之隙,……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卖此土地、鬻此利权、充此内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恶,固在于权奸乱贼,不除其害,则虽外人不来,而祸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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