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维新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指责义和团“仇杀外人，横挑列强之衅”，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排外守旧、“为万国公敌”。在帝国主义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入侵中国时，康梁等人或致书各国政要，对其行动表示理解和寄予希望；或在报端撰文，呼吁列强“仗义扶危”，“合各国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复位”［（２９）］。康有为还曾设想自己“直附英兵轮入京”，若英能救上，即请英兵救上南迁”［（３０）］因此他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维新派当时所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也曾以此为号召。那么，是否能够据此判定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采取了支持、纵容的态度，起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康梁维新派在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虽然频频向各国政府表示理解，但这多属寻求列强支持的外交姿态。从维新派的本心而言，并不愿意看到列强侵华战争的再度发生，对列强借端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有所惊觉，并深为之虑。康有为在１９００年６月致徐勤、唐才常等人的书信里，曾一再表示：“此次与各国开仗，必大分矣，不亡为幸。”“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３１）］麦孟华在《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一文中，分析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入侵中国的目的：“彼非理之事，必饰以至美之名。今之此举，彼固谓若之内地有乱，于我商务有碍也，于我教民有损也，若不自平，我不得已代为平之，然我止代平贼，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预孰不可预？贼不能徒平，必将代吾练兵，且必将代吾筹饷，代吾执政，而犹曰实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犹七十年前土耳其内乱，英法俄三国犯公法而预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列强之行径是“行则桀也，而言则尧言；……此其术固置中国于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凌侮之”［（３２）］。因此，维新派固然认为列强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动武是为自己的“保皇”维新事业提供了“天助”良机，但对列强出兵侵华从一开始就是颇有非议的。

　　其次，康梁维新派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初期提出过“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主张，但并未付诸实行。其原因一是因为维新派对入侵中国的列强深怀戒心，并不愿意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如康有为在筹划“直附英兵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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