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救上”一策时，又顾虑“吾一君一臣孑然于各大国中，……即能渡南，亦无亲卫，四面皆借洋兵，所定和议，分割赔还之教，吾一人当之。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认为“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３３）］。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打算支持维新派。康有为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救上”请求，被英方托辞拒绝。打着“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旗号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人，也被张之洞在帝国主义允诺下派兵进入武汉租界捕杀。现实粉碎了维新派的幻想，使他们觉悟到，勤王之事“只有求之己而已”［（３４）］，并对列强之“不翼帝党”、“助纣为虐”深致不满。
第三，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侵略暴行痛心疾首，并予以严厉的谴责。康有为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悲愤的心情写道：“连兵入京，乘舆播迁，九庙不祀，津沽流血，宫阙为墟，卿士死丧而流离，生民涂炭而荡析，燕京惨状，闻者酸心。”［（３５）］梁启超也说：“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３６）］对于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和俄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维新派报刊《清议报》等曾大量予以报道。例如《清议报》第５９册（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４日出版）在“详述北京战后景况”题目下报道说：“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之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澹。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联军）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自昼公行大肆掠夺。”第６２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日出版）在“联军劫掠纪闻”题目下报道说：“探得北京已破，华军皆退，列国之军，肆行掠夺。上下军人，皆言我辈为掠夺而来，不然何远冒危险也。白昼公然无惮，纠合大小军队，横行市中。俄军先行掠夺，……所到之处，尸骨珠帛，散乱泥中，血流遍地。”《清议报》还多次发表评论、译论、编者按语等，对帝国主义各国军队的侵略暴行给予强烈谴责。第６６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版）上刊发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指出：“列强破沽津而陷北京也，日美而外，莫不杀戮人民，奸*妇女，掠劫财货，虐暴之道，靡所不至。而俄人之蹂踏满洲各地，其奇酷尤过之。执近日各外报以读之，其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焉。吁，以野蛮不可名状之列强，而以文明自居、人道为言，其谁欺耶？”写作这篇文章的蔡锷后来虽然成为革命派人物，但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发表当时却是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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