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礼记》中节选出来的《大学》和《中庸》篇都算上的话，西方人翻译《五经》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了。自从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将《四书》中的《大学》大部分翻译成拉丁文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就开始走上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典籍的艰难旅途。罗明坚曾经的助手利玛窦—他当时在中国广东的肇庆在做着同样的事—对于这位同行和前辈的汉学水平显然有一定的怀疑，他于1596年12月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明确说：“罗明坚的译文并不是好的，因为他只认识很少的中国字。”博学的利玛窦有这样的自信，他的光芒终于盖住了罗明坚，这位被《四库全书》收入七部著作的意大利神父也翻译了《四书》，并把它寄回了欧洲。

“我们中国的经就没有了吗？”

施舟人先生当然也有一种中国情结。他的中文名“舟人”让人联想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摆渡人。这个摆渡人的角色要追溯到57年前。1952年，荷兰国立博物馆举行“远东美术展览”，内容包括中国和日本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很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这家博物馆，空山灵雨的山水画、温润如玉的瓷器、还有最让他目瞪口呆的青铜器。那一次，他怦然心动：定了，去巴黎学习东方艺术！

就是那么简单的缘由，他从荷兰远赴巴黎，到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学校读书。

多年后他成为西方汉学界研究道教史的大家。《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怎么会进入他的眼帘的？这话说起来还要追溯到他的挚友饶宗颐先生的一段心结：“有一次，法国教育部和文化部出了一笔钱，有一个大的出版社希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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