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启动费,于是袁冰凌和我就建了一座西观藏书楼。后来国家汉办知道了,开始和我们发展“五经翻译”项目。
时代周报:您是非常著名的道教史研究学者,怎么会来翻译儒家的《五经》,您觉得翻译《五经》有怎么样的困难?
施舟人:将《五经》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首先是在1979年由饶宗颐和我共同提出的。有好几次,我们向学术和研究机构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但都无功而返,后来我们也曾以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的名义申请学术项目计划,但是同样没有获得成功。2008年的春天,这个项目向北京的孔子学院总部提出后,经过一个中外学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评估后被通过了。
我们有理由说《五经》在当下需要再翻译。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了,翻译《五经》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首先我们要翻译英译本,尝试将它的本义梳理清楚,避免它不要受到一些古代儒家学者注释的影响,同时既要注意翻译的准确性,也要注意它的可读性。这绝不是说翻一遍就可以结束任务的,很苦,但是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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