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价值导向。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诠释上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经典具有规范性、典范性,构成我们的传统,能使我们的道德、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这个可以称作诠释学取向上的一种有效性。这样的话,透过经典的诠释,我们就可以把方法论与本体论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朱熹的工作做得是蛮好的,可惜缺乏体系化。你看朱熹解经,既有文字的,即小学功夫,又通过文本追寻作者即圣贤的意图,还强调个人的体悟、修身养性。把这三个整合起来来建构我们的诠释学,很值得尝试。
成:理论跟方法是相互为用的,理论主要是说明世界的真实,具有本体性。方法主要是帮助我们如何找到这个理论,具有知识论的作用。西方哲学有重视方法的传统,从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第一、二、三期的对话录可以看出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超验的辩证方法,到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分析的方法,一种经验的、分类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伸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是方法论,莱布尼茨是方法论,康德、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也是方法论。但中国人一直很重视本体性,重视对世界的当下体验,对生命自我的体验,而对于方法意识并不强调。但方法实际上是在本体之中,方法即功夫,功夫所至就是本体。本体是一种学,而不是一种论,是从生活中获得的一种体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诠释学是一种生活体验,不断发展、不断自觉、不断改进。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内在的基本方法的诠释学。现在讲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也不应离开这一固有传统。说到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我想不要忽视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中国传统文明的诠释学;一个是基于中国哲学,也基于中国人对西方进行了解的普遍性的诠释学。这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经典怎么在世界有一定的分量,怎么在世界几大传统里面、尤其是西方的传统里面发挥重大作用,很值得研究。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应该透过经典诠释的研究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字传统、思想传统、哲学传统进行重新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前面说到汉学和宋学,我要说汉学的传统加上宋学的传统,再加上近代中西融合的传统,这三个东西整合在一起便能造成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便能在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当中建立我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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