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诠释学的建构

    主持人：确实，经典诠释的研究会为国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很多切入点。大家都知[注: 都知是宋代宦官官名。-douzhi]道，虽然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经验非常丰富，资料非常之多，但说到“诠释学”，谁都会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有经典诠释的传统，没有系统的成体系的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在今后的经典诠释研究过程中，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考虑的空间？

    潘：借鉴西方的思想资源有两块：一个是本体论的学说，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这个传统；一个是方法论学说。西方的诠释学，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从来没有成为德国诠释学的主流，中国人格外重视他们，可能跟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伽达默尔哲学的核心是实践智慧，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倾向颇为契合。但西方的诠释学的主流是方法论。中国人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体验。我们的诠释经验不同于西方的诠释经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经学传统，把那些方法论的规则梳理出来，并且体系化；一方面对本体论、方法论的两个向度做一个整合，以超越西方那种站在本体论的立场就一定要反对方法论，站在方法论的立场就一定反对本体论的做法。西方的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但忽视对形上价值的关怀，甚至是刻意回避[注: 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它。我们则不，既借鉴它，又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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