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档案春秋》杂志2006年第3期 作者：王令之

我的祖父王国维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他广泛涉猎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等诸多领域，著述宏丰，成就斐然。他死后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却把他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留给了人类文明的宝库。

早在19世纪末，祖父来到上海。那时比我出生还早50多年，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在这个祖父生活过的城市里，我爱听父辈述说我们家族在那个年代的故事，只觉得故事很平常，平常得出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点点滴滴，弥足珍贵。

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祖父做了许许多多学问。他去过的地方并不多，除了家乡海宁，只有在北京、上海和京都住的时间略长些。

祖父和上海有缘，先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他和他的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应该是他的生命的重要部分。

祖父在上海的经历分两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在时务报馆工作、东文学社学习两年半，其后往返于江浙沪之间，先是应张謇之聘，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稍后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以后离沪北上，1907年任职学部总务司。二是1916年从日本京都回国，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来为他最爱的长子、我的大伯潜明办丧事。10月15日乘车离沪。过了7个多月，祖父在北京去世了。

“泥城桥”站牌，让我想起祖父初到上海时

10多年前我调回上海，在西藏路桥附近的一所电大分校教书。每天在西藏路桥附近等公交车，见公交站牌上有“泥城桥”站名。

记得曾祖父王乃誉日记记载，祖父初到上海，第一站是在泥城桥堍附近的时务报馆。我见到的车站与祖父当年去的泥城桥不是一回事。原来，泥城河有南、北、中三座木桥，20世纪10-20年间，租界填泥城河为西藏路，原先的桥拆除了。曾祖父说的泥城桥堍，应该指南泥城桥堍。

我的曾祖父爱好读书论学，金石书画颇有造诣。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尝遍生活的艰辛。他向往专心做学问的生活，可惜没有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于是曾祖父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儿子成才上。祖父离开海宁到上海求学，曾祖父格外操心，亲自送到上海。这件事曾祖父日记中记载很具体。1898年，时务报馆书记、海宁同乡许家惺因事离开报馆。许家惺引荐祖父接替这份工作。1898年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曾祖父和祖父下船后先乘车到永保客栈小憩，然后乘人力车，前往泥城桥堍。报馆就在福建路福州路附近。

祖父到上海，抓住了几个很重要的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进时务报馆。这是到上海谋生和求学的第一步。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工作任务很多，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而且薪水也比别人低。祖父原本为了生计和学业，踌躇满志到上海，未想到报馆待遇不甚满意，也有过跳槽的想法。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喉舌，是维新派人才荟萃的地方。可惜祖父到报馆时，没有遇到梁启超。此时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馆，应谭嗣同邀请，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梁启超当然不会想到，他离开报馆后，这个来打工的青年人不平常，后来成为和他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与他和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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