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一些大家庭都请佣人。我家的男佣人冯友是镇江人，跟随祖父多年，人很忠厚，也很爱孩子。松明姑妈出生后，冯友的妻子还做过她的奶妈。后来搬家到北京，冯友和另外两位女佣钱妈、郭妈都去了北京，直到祖父去世才离开我家。钱妈和郭妈是海宁人。钱妈在我家时间最长，莫氏祖母在世时就来我家帮佣。

潘氏祖母在吴兴里生下了我父亲。祖母奶水不够，只好买来炼乳喂养。可惜那时家里人认为炼乳是很贵的营养品，每次总是用开水冲得很稀很稀，父亲怎么喝得饱?长期饮食不当，却不知是何原因。长到4、5岁，还不大会说话和走路。对这个可怜的“阿末头”，钱妈对他最“宝贝”了。

在拥挤的吴兴里，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度过了童年的时代。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孩子们敢和日本人开玩笑。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他们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祖父见了也不责怪。

父辈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祖父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转向史学的时代，他把《人间词》借给友人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回忆文章提到，大正六年(1917年)末，他到上海，与祖父来往频繁。祖父的《人间词》手稿，他借阅了很长时间。那个时期，是祖父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也就是所谓祖父治学由哲学而文学再转向史学之后，《人间词》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已经10年了。从他借手稿给日本友人来看，即使在治学方向转变后，他对文学的爱还是无法割舍的。

《人间词》是祖父诗词创作的实践成果，发表的时间早于知名度更高的《人间词话》。可以说，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探究的有效结合。既有创作的扎实基础，又有对中国古代、近代诗词的文学、美学，乃至哲学的关照和思考，终于使《人间词话》成为文学、美学研究的高峰。我们知道祖父对《人间词》的评价始终很高，甚至表现出比对《人间词话》还多的成就感。

我来到最后的吴兴里，想起有人说“这种‘鬼地方’，……”

1923年春天，祖父祖母带着年幼的几个孩子到北京，二伯仍在上海。每月60元的租金，二伯小夫妻两人住既不经济又不合用，祖父祖母北上就退了吴兴里房子，二伯另觅住处。他们在新闸路甄庆里租到了新建的小型住宅，房租只要20多元，开销可以省许多。而祖父祖母等北上后，住北京织染局10号，大伯母(罗家女儿)曾同住，直到祖父去了清华，才回天津罗家。大伯调到上海时，租的是戈登路(今江宁路)的房子。

前些年南京陈鸿祥先生著年谱，用力甚勤。然年谱所述王家事，有不少由罗先生的侄女或孙子提供，而且时隔很久，难免有误。说到大伯之死，先将罗氏不满或迁怒的原因追溯到“王氏续娶”，并联系到了吴兴里的房子，引用了罗振玉的亲戚、罗四先生女儿仲安的一个说法，吴兴里“其处殊荒寂，屋亦不吉。家人常患病，家人、仆役或有所见”。说“仲安老人所谓‘或有所见’者，盖旧时所称‘见鬼’或‘鬼神作祟’耳。”进而年谱提出，“所以，(罗振玉)对于王氏北上后犹让潜明居于原处，并与其爱女在此等类似《聊斋》所写狐鬼为祟的‘鬼地方’结婚成家，显然不满。”其实不然。祖父家住在吴兴里的时候，10多个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人丁兴旺，“闹鬼”之事子虚乌有。大伯去世发生在从北方回来住在戈登路以后，并不是“王氏北上”——“潜明居原地并在此成家”——“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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