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这边海关派工作人员去台湾海关工作，三伯四伯先后被调往台湾海关，祖母和还没有成家的两个姑姑也跟随去了台湾。从此家人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留在大陆的有二伯高明、五伯慈明和我的父亲。直到改革开放，父亲偕五伯去香港，亲人才得重逢。

三人当中，二伯高明的命运最惨。他性情笃厚，聪颖好学，曾在邮政部门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地安门邮局上班，是个“卖邮票的”。邮政工作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自学成才，主攻宋代文学，这方面造诣很深，曾是中华书局的“编外”编辑，被中华书局同仁戏称为“宋朝人”。60年代参加《全宋词》校注，出力甚多。另有《李清照词集注》问世。文革中受邮电部所谓“叛徒集团”牵连，遭迫害致死，遗作《读词识小》在动乱中遗失了。

我父亲和五伯慈明留在上海继续读书，五伯读的是交大电机系，我父亲读的是中法大学药科。他们大学毕业一直在大陆工作，五伯是成都一家大企业的总工程师，退休后现在成都安度晚年。我父亲生前是原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于药学专业颇有建树。

延续的是亲情，且说家风是最好

潘祖母对待子女，不论是莫氏所生，还是潘氏所生，都能视如己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浓浓，从没有亲疏之分。自祖父去世后，家人更是相互体贴、共度难关。后来在台湾高雄，潘祖母跟随莫祖母所生的儿子贞明和儿媳妇同住海关家属宿舍，家人相处融洽，相濡以沫，在邻居中有好口碑。数十年如一日，患难与共，的确不容易。父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希望我们也要以此教育后代，继续发扬好家风。

长期以来，在祖父影响下，父辈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是非混淆的年代，节省惯了的父亲，却被加上了一个缺点：生活上艰苦朴素不够。

父亲生性好像祖父，是个老实人、老好人，从不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了解父亲，父亲虽然出身名人家庭，从小生活却比较清苦。因此父亲在生活上很少有什么要求，唯一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所谓的不够朴素，也许这算是一条具体表现。爱好听古典音乐，有时也会买几张唱片，这个行为在当时够得上奢侈了。其实父亲想买的唱片，并非张张都买。花钱不能没有计划，毕竟要量入为出。有时他得知谁有一张好唱片，自己舍不得买，就会去别人家里听。

记得在他接受完化疗后的一天下午，他自觉精神挺好，就一个人去了淮海路，天黑才回家。回来对母亲说，一下午时间，逛了几家音像店，就看看喜欢的CD，还是一张没买。

我给他的那套羊毛内衣，他也嫌太高级了，直到最后的日子也没穿。见物思亲，我自责，为什么我不能说服父亲?想起来心底里还会隐隐地痛。

人之将死，终究还是忆江南

祖父死意已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结果是无法挽回了。

我想，祖父自沉前既然是写点东西留给家人，假如是殉清，这“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表达的。遗书中没有关于殉清的表达。他说的一个关键词是“辱”。这“辱”是什么，人们进行分析，提出各种观点。在我看来，祖父说的“辱”(或“再辱”，)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也许是它太抽象、太广义、太微妙、太复杂。也许这个说不清、道不白的“辱”，最可能最接近人们想要知道的“谜底”。

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思维活动的内容和过程确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除了他在最后说了的，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应该是把写这封信时最想表达的意思都写了。至于思维活动的其它信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