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家中有谁“或有所见”?家里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传闻之有无也是一个疑问。再就是这个所谓“闹鬼”的故事，忽略了一点，大伯和大伯母回到上海的住址是戈登路，大伯去世，“罗氏在京闻噩耗，亦来沪协同料理后事。”(据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所以这情况罗振玉先生知道的。事隔好几十年，可能是后人记错了，也可能是别人分析错了。

我以前的工作地点，离被说得如《聊斋》故事那么可怕的吴兴里房子不远。我曾看到那里许多老式弄堂被围了起来。我很想到这个被误传“闹鬼”的老家看看。

老房子拆除前，我找到了最后的吴兴里。

从大田路225弄进去，只见倒“L”形状的弄堂里只剩下最后的两个石库门。当年祖父的家就在其中的一个石库门里。推开黑漆斑驳的大门，走进狭小的天井，我已经无法辨认门窗本来的暗红色。那里的住户搬走了，天井里一片狼藉。一只灰不溜秋的野猫，在一边耐心地搜寻着什么可吃的东西。

我知道，从吴兴里搬走的居民不会留下什么。但是，吴兴里的最后却为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以后，每当我走过那里新建的一大片绿地，我总会记起，祖父一家曾经在那个简陋的石库门老屋里生活过。在这个拥挤的住所里，祖父在与灶披间一墙之隔的书房里研究学术，伏案写作。旁边是家人进进出出的客堂，孩子们在客堂和天井里玩耍。祖父和祖母共同支撑着一个多子女的家庭。

铜仁路的感觉真好，和祖父又是很近很近

我现在铜仁路上班，还是没远离“爱文义路”。我又一次和祖父去的哈同花园“离得很近”。

铜仁路过去是哈同路，因犹太商人哈同著名的私家花园在此而得名。这里现在仍然和外国或外国人有缘，附近有上海市外办，周围是外商云集的商务楼，路边开着几家饭店和酒吧，外国人和中国白领青年喜欢坐在露天吃东西聊天。

我走过这里，心里有一份特别的情结，就是感受我的祖父。东明姑妈告诉我，辛亥之秋祖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她出生在京都。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16年祖父从日本回上海以后。那时祖父受聘于犹太人哈同办的圣仓明智大学，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祖父不喜欢哈同花园里的人和事。但是为做学问，当然也为生计，接受了《学 术丛编》的工作。他与哈同方面约定，除了不得不参加的活动，平时不坐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弹性工作制。

姑妈告诉我，祖父去哈同花园总带着书或文稿，男佣冯友做随从，他的任务是为祖父提书包。祖父当年留着辫子，出门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看上去很土气甚至很落后的样子。但他在文化上却很“富有”、很先进。

在上海，后来他还参与编撰《浙江通志》。祖父和藏书家蒋汝藻关系密切，为蒋汝藻整理密云楼藏书，著有《传书堂记》。还有一个朋友沈曾植，也是经常来往的。这一时期，祖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史学、考古学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还将学术研究的成果汇编成《观堂集林》，由蒋汝藻出资印行。

那只旧箱子：离我很远又很近的姑妈

祖父一家是个多子女的家庭，莫氏祖母所生子女长成的三男。莫氏过世，继室潘氏。潘氏祖母所生子女长成的三男二女。祖父一共8个子女，其中女孩子长成的只有东明姑妈和松明姑妈两个。

我是1950年代出生的。小时候没有机会见两个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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