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离开后,《时务报》主笔的职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诒年协助。报馆有一位维新派人士、康门弟子欧榘甲,操一口难懂的广东方言。欧公为人厚道,祖父初来乍到,他诚意相助,相谈甚洽。祖父在给曾祖父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曾祖父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祖父向欧榘甲请教,从中得益。
餐饮街上梅福里东文学社鲜为人知
祖父的第二个机遇是进东文学社。
以餐饮业出名的黄河路上,饭店酒家栉次鳞比,广告招牌红红绿绿,令人眼花缭乱。也许,这里已经没有人知道100多年前的东文学社。就在前些日子,我找到了位于凤阳路黄河路的梅福里。曾经有过东文学社的老弄堂还在,还叫梅福里。据说,梅福里东文学社还是革命党人唐才常等人组织的秘密机关,制造无烟火药。后来学生多了,学社迁往制造局路桂塾里。
祖父到上海除了为谋生计,更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那时罗振玉和人合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以教授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祖父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祖父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但也很充实。更重要的,有东文学社的学习机会,祖父才有可能在那里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罗振玉,并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提携。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和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也在这个时期,祖父从日本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开始对西方哲学感兴趣。
1901年岁末,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帮助安排下,祖父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祖父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脚气病可能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他回到盐官时,行走很不方便,曾祖父见了很心疼。
祖父在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
1901年开始,祖父进入了“独学”的阶段。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此时《教育世界》已创刊,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祖父参与杂志编辑工作。祖父是事实上的主编,主要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1904年第一期开始,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伦理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还发表了祖父自己写的一些哲学、美学论著,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等。
这个时期,祖父做学问偏重哲学思考。他总是采用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做《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
吴兴里石库门记录着父辈的童年故事
1916年,祖父由日本回到上海,租了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租金60元。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住着祖父祖母和7、8个子女,祖母的表兄在华丰面粉厂做事,也住在一楼厢房。另有一位亲戚——祖父姐姐蕴玉的儿子远威在银行工作,也住我家,还有老家人冯友、钱妈、郭妈。这么多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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