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亡阴影下的清代政治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统治在顷刻之间坍塌。这无疑犹如利剑时刻悬于继之而起的清统治者的头顶之上。透过康熙这位集继承与开创于一身且统治时间长达六十一年的清初皇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明亡阴影如何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政治发展。康熙对明朝创业之君与末世之主的褒贬、对明末文官的谴责,实际上是其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的最好表达。

(一)励精图治政治形象的树立

明末诸帝的怠惰、奢靡、庸懦与江山易代、国破家亡的遭遇,无疑是警示康熙的明镜,既让其看到励精图治在政务处理中的必要,也让其觉察到树立良好政治形象对于维护皇权的重要性。或许正是在这一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康熙的勤政、节俭与果敢恰好与明末诸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鉴于明末诸帝的怠惰所造成的“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的恶果,康熙曾谕诸臣:“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并撰文论述道:“昔人谓天下犹一身,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其次为股肱,又其次为耳目,又其次为爪牙。天下之疲癃残疾,则沉疴疾痛举切吾身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际乎?”其中特别强调“有明之世,君臣阔绝,至有辅弼之臣经年不一见颜色者,凡出纳之命皆假于宦竖之手,相沿不变,以至于亡。”而“我朝列圣相承,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正因有此番认识,所以康熙自亲政以来,始终坚持御门听政,从不无故中辍,遂使之成为有清一代的定制。

康熙不仅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听政,而且曾令有关官员不得以成例阻挡言路。三十四年(1695),谕曰:“闻向来御门日期,奏事处人员遇各衙门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转递。此乃伊等拘泥旧例,甚属无谓。”并指出:“前明朝政废弛,君上每不乐亲为听览,臣下望风希旨,往往借故稽留,以售其蒙蔽之术。”因此,“嗣后御门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着一体接收呈览。”

康熙的兢兢业业无疑是出于实际政务的需要,但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他认为“御门不过片刻”,似乎并不看重其在政务处理中的具体作用。个中的微妙应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励精图治的正面形象对于皇帝行使权力的重要。纵观康熙一生,其精勤犹如与文官赛跑,并在这场比赛中,成功地迫使自以为据有最高道德权力的文官俯首认输。二十一年(1682),诸臣因过于劳苦难以堪命,请求康熙推迟御门听政的时间。后又以明朝洪武、永乐等几位令主尚且仅定期御门为由,要求改为“定期视事”,并颂扬他的勤政远迈历代圣王,堪称人君典范。在听到如此赞颂时,康熙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最后只接受推迟御门的建议,对定期之请坚决不允,不让文官在勤政问题上抓有任何把柄的可能。

在生活上,康熙以明朝奢靡为鉴,大力缩减宫中开支。他在一篇《经筵讲论》中明确说道:“国家财赋出于民,民力有限,当思撙节爱养,则国家常见其有余。”并言及:“我朝崇尚朴质,较之当时(明季)仅百之一二耳。”就宫中仆役人数来说,“明宫中人数甚多……以本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所用之数。”就宫中费用来说,“本朝自入关定鼎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二十九年(1690),康熙令大学士等清查明朝宫中每年的用度,并与当时的开支进行比较,既将其作为自己裁省宫中费用的参照,也让“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员遍观”。欲让诸臣确知自己较之明末诸帝“撙节俭约”不啻百倍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四十九年(1710),康熙借佥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之机,再次明确地宣布了宫中的开销。“朕近查宫中人数、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较之明代宫人则减省多矣。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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