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年(1713),福建巡抚觉罗满保奏报,闽县等十六州县缺官,请求补选卓异,部议不准。此事本属正常,但见一御史奏称:“闽属十六州县员缺,满保请拣选卓异荐举官员补授,可为一时之计,未可为经久之例,不如择本省之员调补。若拣选卓异荐举官员补授,必致悬缺以待,于地方无益。”康熙立刻有所警觉,认为该御史有受卓异荐举官员嘱托之嫌,并指出倘若如此,则权尽归都察院、科道等官,因此严谕道:“此系明末恶习,断不可长……务将闽属十六州县员缺,即行补授发往。”

可见,在康熙看来,科道言官应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具体政务为重,不应纠缠于无谓的人际关系,更不能直接干涉人事安排。这是对科道言官职责的规范,也是对后者权力的压制,而明末言官乱政的事实成为其推行这一意志最为重大的理由。然而,言官虽然品级低微,却是文官集团中最为活跃的分子,他们权力的强弱实质上是整个文官集团权力状况的晴雨表。

2.打击党争的武器

康熙一朝是清代党争较为严重的时期,但康熙帝对党争现象可谓深恶痛绝。三十年(1691),就大小官员彼此倾轧、党同伐异之事,他特谕吏部曰:“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夫谗谮嫉(妒忌)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朕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并责令各级官员“自今以往……应仰体朕怀,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同时,也提醒道:“岂独国事有裨,即尔诸臣,亦获身名俱泰。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

明末党争的纷乱局面为康熙治党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教训,而党争亡明的历史事实则成为其抑制官员结党的重磅武器。索额图、明珠、高士奇、余国柱等党魁虽名著一时,但始终未成气候,整个局势能一直都处于康熙的牢牢掌控之中也就不足为奇。

3.维护皇权的盾牌

明亡史事既是康熙攻击文官集团的长矛,同时也是其维护皇权独尊的盾牌。六十年(1721),大学士王等借康熙御极六十年大庆之机,请求复立太子。这让他立即联想到明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指责道:“王以伊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不知羞耻

王锡爵极力奏请建立泰昌,不久而神宗即崩……泰昌在位,未及两月。明系神宗英灵夺其寿命。天启庸懦稚子,承继统绪,客氏、魏忠贤等专擅,至使左光斗、杨涟辈皆相继而毙。天下大乱,至愍帝不能保守,为陕西马牌子李自成所(逼)自尽……当时全不知孟子所云‘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之义,故立泰昌耳。亡国之贼,王锡爵不能辞其罪也。应剖棺斩首,以祭神宗之陵,神宗有灵,必为首肯。”康熙虽曾屡次批评万历怠惰无能,但此时却同情他的遭遇。

在康熙眼中,废立太子是皇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官员绝对不能染指,明朝官员借此兴风作浪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是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认为王等奏请复立太子是“意欲摇动清朝”,并威胁道:“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

万历不幸的遭遇,使康熙看到维护皇权完整性与独立性的重要,而明朝在万历之后的衰亡则成为其抵制文官压力的坚固盾牌。

(四)康熙遗训的影响

康熙对明朝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其作为统治策略一一贯彻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其中对有清一代政治影响最为重大与深远的无疑是对文官的压制。这在事事效法皇祖的乾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乾隆曾明确表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乃亿万年训行之准。并且他在对待官员言事问题上与康熙的立场如出一辙,都认为国家用人,其权断不可下移。官员绝不能以言论干涉皇帝的人事权力,只能对“所用之人,或有不当,所行之政,或有缺失……尽绳愆纠缪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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