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康熙从自己的见闻和立场出发,构建出明代君主两样截然不同的面相,同时也着力渲染明末文官恶劣的政治形象。这事实上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态度与理念,是其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由与手段,同时也显现出清朝皇权强化的总体趋势。

如何评断前朝是中国历代开创之君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能大加利用的问题,对于确立统治合法性、重建皇权至关重要。就以明太祖为例,其在北伐檄文中即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文化正统者自居,后又鉴于“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借胡惟庸一案,断然将行之近二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与之相比,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则处处都显得小心翼翼,对其制度、文化的态度也相对温和。若将康熙的评论与是时士人的反思与检讨相比较,则会发现康熙与他们的分歧在于,前者坚守明太祖开创的政治传统,而后者却欲重返历代君主、尤其是明太祖“施暴”前的“三代之治”。

但康熙以铁一般的明亡史实一再强调明太祖强权政治的必要,以此压制汉族士大夫的话语权力,但是他们对明朝暴政的激烈批判,也让以“外夷”身份君临华夏的康熙认识到明太祖的政治恐怖无法继续,必须采取相对温和的文化态度和统治方式。在这种对抗与妥协之中,最终汉士大夫不得不接受“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而康熙却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以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成功地接续和实践了明太祖皇权“无限化”的政治理念。而明朝君臣的形象,却是康熙在这一博弈过程中的重要筹码,其作为工具的意味似乎更为强烈,但随着清朝合法性的逐步确立,工具色彩逐渐消退,价值意义渐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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