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务处理中,康熙则处处表现得果敢,并有意地强化自己这一政治形象。他曾谕大学士等曰:“朕之生平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并列举了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魏象枢密奏重处索额图、明珠,以弭天灾,吴三桂叛乱之初,索额图请斩主张削藩之人以平动乱两事予以证明。

康熙在成就事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树立自己意志坚定、待人宽厚的形象。他曾说:“尝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六十一年(1722),谕大学士等曰:“朕御极以来,尝思事多变易,皆难预定,惟宽平公正,因时制宜,一切未尝预执己见。”

康熙并非“不知燕息自怡”,但能一生勤慎,关键在于其始终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因为明代君臣绝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一直横亘于他胸中。而明末诸帝的无道与遭遇恰好提供了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既可以让他避免具体政务上的种种错误,也让他深悉树立励精图治政治形象的重要及其最佳的实现策略和途径。

(二)争取汉族士人的有效策略

前文已有述及,康熙以易代之君高度赞誉明太祖,并数次亲祭其陵。之所以能出现这“往古所未有之事”,既因明太祖无可争辩的功业,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与清朝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统治尚未完全稳定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特别是三藩之乱,让康熙清楚地看到汉人潜藏的反抗之心,认识到化解汉族士人“华夷之防”的心理界限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明太祖的祭奠无疑是尊重汉人礼仪秩序的最好表达,而明孝陵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恰好有利于政治宣传的扩大。“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圣仁,至于流涕”的场景不无夸张地反映出了康熙亲祭典礼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时人许眉叟在自己的年谱中也记有祭典的盛况与影响。同时,康熙对明孝陵的数次亲祭也不能排除其另一目的,即借此凸显自己的道德形象,以争取满汉臣僚道德上的认同。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他再次举行亲祭仪式时特谕诸臣曰:“非尔等导引有秩,特朕之敬心耳。”就足见其此番苦心。

对道德形象的重视,可谓是有清一代的家法,是清初君主对抗汉人“华夷之防”的法宝,从皇太极以“崇德”纪年,到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君德的强调,其脉络是一以贯之的。而康熙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由他死后被谥为“圣祖仁皇帝”也可得知。康熙对明洪武的尊崇最终使诸臣不仅认为礼节过于隆重,请求“停亲诣行礼”,而且将其作为请上“鸿称”的重要理由:“南巡江宁,于明洪武陵复屡经拜酹,优礼胜国之君,用尽执谦之节。此又前史所未见也。惟我皇上经铸史,酌古准今。故凡所措施悉高出于前代帝王之上。”在推崇前朝皇帝的同时,康熙将自己也加入了历代圣王的序列,成为继洪武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君主。这既是其初衷,也是亲祭洪武的成效。至此,康熙让清朝真正成为汉族臣民心目中接续明朝正统的愿望可谓初步实现。

不仅明孝陵屡获殊荣,其他明帝陵也备受礼遇。十四年(1675),道经昌平时,康熙因见明朝诸陵殿宇残破,对守陵人户严加申饬,令其敬谨防护,并责令有关地方官员不时稽察。时值三藩之乱最为艰难的时期,康熙对明帝陵的巡视显然不能排除笼络汉人的政治意图,或许这正是其南巡祭奠明孝陵的发轫。五十六年(1717),护陵官员捕获偷掘明代陵寝的盗贼,刑部判处为首者斩,为从者发配,但康熙认为“今日之百姓,皆明代所遗之百姓也。此与掘伊祖父之墓何异?”谕令将首、从诸贼俱行处死,并且遣诸皇子及领侍内大臣等祭奠并巡察明朝诸陵。这让易代之后依然忠心守陵的明遗民都感恩戴德。

康熙对明太祖心存崇敬是不容置疑的,但明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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