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四哥溥任用王府的一部分房屋盖了一所竞业学校，我坚决要求到学校去做点事情，好在学校没有出王府大院，父亲也就同意了。虽然只是做一些教务工作而非教员，也很少直接接触学生，但是女教员们有学问、有教养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我真羡慕她们那种没有家庭礼教束缚的生活。做一个普通人是那样难！

解放了，我们家才真正认识到这种“规矩”的腐朽。父亲虽患半身不遂，卧病在床，可总是兴趣盎然地看报纸、听广播，他也感受到时代已大踏步地前进着。这位光绪帝的弟弟、宣统帝的父亲在家里废除了请安，改为当时时兴的鞠躬，也允许我自己出外谋生了。这对他来说，实在算是个“创举”，当时许多遗老还死死抱住那些过时的东西不放呢！

我终于到崇文区精忠街小学当上教师，能和人们在一起工作，能听到学生叫自己“老师”，那从心底里产生的自豪与幸福，实在是自己从未体验过的。那时百废待兴，对生活对国家充满着希望，对工作充满着热情。我还记得自己作为一个格格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的“奇迹”。那一天是1949年9月30日，我们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开国盛典游行，我们赶制旗帜、八角帽、列宁服，谁都顾不得回家睡觉，我也一样，那一年我28岁。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同事们也替我着急，看到我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也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来，可提这事，我觉得很害羞，“皇姑”自由恋爱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对恋爱我更一无所知。一位女教育家李淑芬给我当起了红娘，她告诉我，要给我介绍的男方叫乔洪志，是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后随华北大学入城，现任四中政治教师。我挺紧张地同他见面，他个子高高的，很魁梧，带着山东大汉的豪爽劲儿，瞧他那稳重果断的样子，我知道他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阅历，是个可靠的人，我们双方都挺满意，不久便和四中其他老师一道举行了集体婚礼。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畅谈理想，憧憬未来，我真为自己有这样一天而庆幸！

我们俩都喜欢自己的工作，成天在一起不是谈教学就是谈学生，而且各自常常备课到深夜才回家。我觉得工作好还不行，还应该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写了入党申请书。领导恳切地告诉我：“你的表现很不错，可你的入党问题，我们也做不了主。”我不灰心，我有这种心愿！让我有点难过的是我牵连了爱人，使他的组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心里明白，与我这样一个皇族成员结婚，肯定会被认为立场不稳。他反倒安慰我，说“与你没关系，还是我做得不够”。在政治上共同追求，在生活上也是共同努力，由于格格干家务在皇室里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我连淘米、洗菜都不会，更不要说做饭。但是我成家后极力摆脱这种陈腐的陋习，我干起活儿来很笨拙，有一次切菜竟然切掉半个指甲盖儿，老乔很心疼，开玩笑地说“皇姑露馅儿了，以后还是我来”，我说“真让你受罪，女人主不起家务来”，他和蔼地说，“心肠好比什么都好！”

可惜，这个真正给了我温暖和幸福的家庭竟是那样短暂。1960年的一天，他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五点钟他就起床带学生去密云水库劳动，因心脏病猝然发作去世了。我在北京医院看见已经僵硬的遗体，心都碎了……

不过，领导很关心我，问有我什么困难？我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希望三个孩子能就近寄宿，好让我好好工作。安排孩子寄宿后，我就搬到学校里住，我整天和学生们在一起，虽然我们家每人每月平均只有十几元生活费，可日子过得挺充实。我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更把不计其数的学生一批批送出学校。繁忙的工作和对孩子的爱，使我无暇顾及再婚，40多年来，我一个人支撑着家里的一切。如果老乔能够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皇族的团圆

我们这个家族多少年来家不像个家，真正使我们大团圆的是周总理，我们全家人都把他看成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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