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从报上看到大哥特赦的消息，我替他高兴，还打听到他住在崇内旅馆，却又不敢去看他。

有一天，校领导突然通知我暂停上课。门口来了辆小汽车，司机急匆匆地说，周总理让我来接你，好不容易才找到你。我连衣服都没顾得换，便坐车来到政协礼堂。我见到崇敬已久的周总理，也见到了哥哥姐姐们。当我生平第一次叫溥仪“大哥”时，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他第一次得到大家庭的温暖。他本来就不大机敏，在这巨大兴奋的冲击下，他的模样更让人觉得好笑。临别时他竟忘了我是他的妹妹，像对待政协工作人员一样与我握手说声“谢谢”。经人提醒，他才明白。以后，他让一个侄子带着(否则会迷路)，到学校看了我四次，不过，他一直没暴露身份。

二哥溥杰第二年特赦后，总理第二次接见了我们。二哥听说周总理要接见，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大哥告诉他，总理无论对谁，都是平易近人，使我在不知不觉间，会发生一种家人一般的轻松幸福之感。

一年多以后的1961年6月10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他的住处接见了我们全家，二嫂嵯峨浩和她的母亲嵯峨尚子也在座。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二哥死去的长女慧生的一件事。当二哥还在抚顺监狱时，慧生瞒着她母亲给总理写了封信，请求允许她和二哥通信。在总理的关怀下，二哥开创了伪满战犯与家属通讯的先例。总理在这次接见中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孩子，青年人是需要勇气的！”周总理还指着三姐金蕊秀说，“三妹是东城区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又指着五姐金韫馨与六姐溥韫娱说：“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过去我们不知道。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最后指着我说，“七妹是小学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走在街上，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与上次接见不同，这一次总理接见，我的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总理和邓大姐都知道了，他们很同情我，并且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我当时发自内心地说，没有什么困难。我仅仅70元的工资带三个孩子的确不易，但我一定能克服！

皇姑眼中的“皇帝热”

金志坚曾任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常委，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责，她也有一种责任感。对近年来的“皇帝热”，她有自己的看法，她曾对我说：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这么漫长，最后的皇室当然十分神秘。就拿大哥溥仪来说，写他的书一本接一本，拍他的电影、电视就一部接一部。书、电影都因版权争议而打过多起官司，可见多热门。不过，我们七个兄妹尤其是最年长的二哥溥杰都感到不少影视编造得太厉害，不像我们家中的生活，关于皇室的历史与文化真需要进一步认真地研究。还有个别作者接触了大哥的最后一位妻子，编出了许多书，其实，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文革”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不可能谈出很多秘闻，加上大哥的记性并不好，所以那些借大哥之口说出的话有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

自从80年代末《末代皇帝》拿了奥斯卡奖并风靡世界，溥仪在国外的知名度更高了，中国开辟的末代皇帝旅游专线使外国朋友很感兴趣。不少国外旅游团提出要与二哥溥杰见一面，哪怕几分钟也好。他们不仅是好奇，更重要的是想从活的文物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今天。90年代初，二哥溥杰也去世了，追悼会的规格很高。二哥生前最爱的人是他的妻子嵯峨浩，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

当然，也有些人(为数很少)尤其是上年纪的老人还有点崇拜皇帝。有的年轻人说，英国、荷兰、瑞典、日本等国那么发达，皇室还有地位，也挺受尊重，我说，国情不同嘛。十几年前，一个80多岁的老人风尘仆仆地敲我家的门，他问我是不是皇上的妹妹？我说“是啊！”老人要下跪，我赶快扶起他。他说他是从100多里外的远郊赶来的，他从《北京晚报》上见到有报道我的文章，上面提到我在广渠门附近住，他竟到我们这一带询问了几十幢楼，花了两天时间。他还背着一袋土特产，非要送给我。我看他挺累，留他在家吃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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