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四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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