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理想的背离（一个抵达“内圣”境界的人，又何必关心史书对自己的评价）。

十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李忱“小太宗”的勋章，恰恰点破了“贞观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样，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现着自己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职官僚们极为罕见的尊重。

没有任何像样的大事件可以用来标志李忱。弥漫在他所统治的13年里的，只有无数细节生动的故事和轶事。各式各样从谏如流的美谈，就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细节泛滥中放肆地四处流淌。受到特殊优待的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没有办法不将李忱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联系起来。因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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