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五

为父亲捏造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杀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杀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六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也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尖锐地指责过他的“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宫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宫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宫城外面去了，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宫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宫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词，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措施，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宫。从这一邀一拒中，也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间的感情裂痕已深。

为太上皇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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