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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