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曹操当初《遗令》所指的西门豹祠究竟是哪一座？

从目前已知的实物文献看，安乐镇这座西门豹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此时距离曹操去世只有120年。当时兴建的奠基石已经找到。但由于历史上西门豹祠曾多次毁坏后又重建，那么公元340年的兴建，可能也只是众多重建的一次，而非新建。

“能够提供丰乐镇西门豹祠创建年代的文献，目前只有《水经注》。”许作民告诉我们。按照《水经注》的记载，漳河在经过武城(现磁县讲武城)时是东西流向，武城在漳河的北岸，漳河水从西门豹祠的北面流过，它应该位于武城的东南方向，其东北方向是阅马台。漳河在经过阅马台后不久即改为南北流向，过邺城西，经过邺城西北的紫陌。

根据这样的位置关系判断，《水经注》中所记载的西门豹祠只有可能是丰乐镇的这处。《水经注》中所引用了曹丕《述征赋》中的“羡西门之嘉迹，忽遥睇其灵宇”，“那么曹丕在东汉末年所看到的西门豹祠也肯定就是丰乐镇的西门豹祠”。许作民说。

而这个关键地标，也恰好符合了《元和郡县图志》的描述，“县西十五里”。如果此西门豹祠确为曹操立遗嘱所提到的地标，那么他陵墓的范围则缩小到了漳河以南、丰乐镇以西的地带。

除了西门豹祠外，另一个重要关键地标则为鲁潜墓志的出土地。这块墓志一下子把包围圈缩小到了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内。这块墓志就出土于西高穴村西北角的砖窑厂，距离曹操墓的距离为1.2公里左右。

村民徐玉超的家就在西高穴村的南口。新年前后，他的家每天挤满了记者。12年前，鲁潜墓志就是被他挖出来的。

从1991年开始，徐玉超和妻子承包了村子西北的一块无法耕种的台地，用来取土烧砖。他向我们回忆说，1998年4月的一个傍晚，为了第二天制砖坯用土，就在起土的陡坡上放了一个土炮，把土炸松。当徐玉超用铁棍向下撬土块时，发现距离地面一二米的坡上有一个石板埋在土里。他把石板捡了出来，擦掉泥沙，发现上面有字，就把石板带回了家里，20多天后交给了文物工作队。

鲁潜是赵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员，属于朝廷的重臣级别，他死于公元345年(后赵建武十一年)，比曹操晚125年。这块墓志为青石质料，长30厘米，宽20厘米。墓志文字为14行，120字，字迹清晰，字体为工笔隶书，笔法纯熟，清秀俊逸。

令人震惊的是，简短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曹操陵墓的方位与距离：“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很显然，鲁潜墓选择了高决桥和魏武帝陵园两个实体建筑作为参照物。高决桥的位置目前还无法考证。但最直接的判断，曹操陵园应该在鲁潜墓东南不远处。后赵时期，一步为5尺，每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4.5厘米。简单换算，从鲁潜墓的“明堂”向南走约306米，再向东走约53米就能到达曹操陵园的西北角。尽管曹操陵园和曹操墓地未必在一个地方，但位置不会相差太远。

潘伟斌认为，这个墓志至少提供了这些信息：曹操陵墓的位置应该在漳河南岸，鲁潜墓的东南；高陵应该设有陵园，而且相当大，周围应有护城河或围墙之类标志范围。陵墓之上、陵园之内应有享堂之类的建筑，也许由于曹丕的毁坏，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但是至少其地基遗址应当还存在，而且在后赵时期还相当清楚。

2006年到2007年，潘伟斌曾对鲁潜墓志出土周围进行过考古调查。他发现这里地势西高东低，在位于西高穴村500米，距鲁潜墓志出土地东南约80米处有一高台地。高地向东南约300多米的地面上，曾发现有大量东汉时期的大型板瓦和宫殿建筑门上的铜泡钉，证明这里在东汉晚期曾有宫殿式的建筑，也许这里就是墓志中所记载的“明堂”。

遗憾的是，至今鲁潜墓并没有被找到。也许在村民取土烧砖时被毁掉，也许还在地下，而墓志被盗墓贼取出后遗弃。但曹操墓的地理线索已经被缩小到了西高穴村附近。

解读考古证据

地理线索只是确认曹操墓的必要条件，而考古证据则是解开墓主人身份谜题的充分条件。

目前被确认为曹操墓的2号主墓，已处于清扫扫尾阶段，不太可能再有新发现。在近一年的发掘时间内，考古队先后从墓穴中发掘出了250多件文物，包括铁甲、铁剑、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刻铭石牌等，确认墓主人身份的最直接依据便是墓葬中带有文字的文物。当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身份的确认就是根据出土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此次曹操高陵能够在短期内确认，与刻铭石牌的发现密不可分。

“我们最先发现了‘魏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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