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看来，这些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最为确切的证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圭形石牌上的‘魏武王常所用’恰恰印证了曹操的《遗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国河对本刊分析，曹操主张薄葬，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8件石牌都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常所用”就是曹操平时所用之物，“殓以时服”就是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曹丕在入殓父亲时，完全遵照了遗令，随葬了曹操平时所用的大刀、大戟等兵器和随身饰物，并特制了圭形石牌，其他任何一个帝王墓中没有“常所用”这种说法，文献上也找不出有人用过这种说法。这也印证了曹操主张薄葬的要求。

虽然是薄葬，但墓制规格相当高，甲字型大墓，前堂后室，各有两个耳室，墓室四面穹窿，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墓室最深处距地表16米，属典型的深埋墓葬。整个墓室所用的砖石为4种特制的砖石，而且在墓室周围和室内均未发现一块多余的砖石，数量精确，做工精准。专家推断，该墓室是建造前经过长时间的计划、设计的特制墓室。

在挖掘中出土长28.9厘米，宽7.4厘米的石圭，有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圭。潘伟斌说：“在东汉时期，在这个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没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然而王侯一般用玉圭，为何在曹操的高陵里却出土的是石圭？潘伟斌认为，这证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实的，曹操临终时曾有遗令“无藏金玉珍宝”，因此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以石质圭、璧代替了。这件石圭显然是在曹操死后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的，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就魏晋而言，薄葬的特点，一是短丧，二是不封不树，三是明器减少。”韩国河告诉本刊，“这三点在曹操高陵墓上都有体现。”所谓短丧，就是缩短服丧期限，魏晋时，多短至3日，甚至有“朝死夕葬”的例子。不封不树就是尽量减少地面建筑，秦汉时盛行的庞大陵园、神道、寝殿、树木，甚至封土等都被禁止了，从表面很难看出陵墓所在。明器减少后，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就很少发现金属珠玉等随葬品了。不过，魏晋时期的薄葬制度并不彻底，三国时期，曹魏多讲薄葬，吴蜀就较少涉及，到了两晋时期，京畿地区多讲究薄葬，边远地区就较少涉及，并且从曹魏到西晋再到东晋，薄葬逐步减弱，厚葬逐步回升，及至隋唐时，厚葬就再度风行了。

随着挖掘继续，惊喜再次出现。在挖掘到后室的时候，潘伟斌清理完表层的泥土后，出现了一些呈梯字形、穿孔的刻铭石牌。“这些石牌上面的文字记录了陪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其实说白了侧室就是仓库，这些石牌就是起记录作用。”潘伟斌说，这些石牌考古上叫“遣册”，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用来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册，春秋战国大墓中就出土了很多。不过以往所见遣册多为竹木做成。这类形制、质地的应为首次考古发现，也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

“除挖掘出土的这些石牌外，警方从盗墓分子手里追缴回另外两件重要的文物。”潘伟斌说，“一个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的石牌，还有一件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郝本性曾将追缴回的这两件文物与出土文物进行过对比。“我看过，它们在字体、材质上一模一样。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可能造假。”郝本性很肯定地说，“石牌刻铭文字的字体均为东汉后期流行的隶书字体，俗称‘八分’，由早期汉隶演化而来。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楷书。因此，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从汉字书体特征、铭文体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再从这些文物的形制、制法观察，尤其是从铭刻随葬用品名称所见内容的角度分析，绝无一般现代人可以伪造的可能。‘慰项石’不是通俗用语，包括那些铭牌上的许多文字，很多文字连专家都感到古拙拗口，造假者又怎么可能懂呢？”郝本性拿出了一本翻印有当时标准字体的《熹平石经》，让本刊记者与照片上刻铭石牌进行比较。

最早让潘伟斌确定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而非衣冠冢，是在2009年10月底的时候，在前室门边发现头骨。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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