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和军事占领却并不是最佳的帝国统治方式，而获得文化和礼通过武力占领而攫取经济、税收利益。无论对于蒙古、西藏还是新疆，清王朝采用的都是“仪上的认同，并在边疆地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甚至在多民族政体中实行“多主制”，则是更为有效的治理方式。像历代中国王朝一样，清帝国的统一同样是建立在文化的“大一统”之上的，根据文化大一统的理念，武力的效果总是有限的，--这是继承着中国漫长的“文化帝国”统治经验的清王朝，与脱胎于欧洲军事帝国、新兴的“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表现为:对于属国和藩邦，清朝并不追求军事和武力占领，更不追求统而不治”的方式，而无论对朝鲜、安南还是琉球，清王朝所采用的也都是通过提供经济和贸易上的好处以换取文化上的象征性认同的“朝贡”。
然而，与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hierarchicalinclusion)的“天下观”不同，英国对于什么是“统治”却有着其完全不同的理解。简而言之:在欧洲内部，英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平衡”基础上的“主权平等”外交(此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奠定)；而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英国则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殖民地政策。
清王朝的政治，更将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统治方式推向了极致和高峰，不过，它却也使得“文化帝国”的固有缺陷更加深化了。这些缺陷包括“官－吏”分立造成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包括由于白银依赖所造成的东南沿海商人群体买办性的加剧--这在清代广东公行制度的腐败中得到最深入的表现，更包括藩属地区、沿海地区离心和分裂势力的日益坐大。而对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政治特点，现代中国政治家们大都有所领悟，例如蒋中正就将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特性，解释为主要依靠社会和礼俗的“自治”，而非国家的控制。他说: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于修筑和输浚。
然而，所谓依靠“社会自治的精神”和“乡里互助的道德”，固然是“不待政府的督促”，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势必下降。面对千百万“自治”的小农，国家的干涉好像是少了，但是地方势力的利益、束缚和权力因此就大起来了。国家依靠地方自治，这好像是很节省行政成本而有实效的制度，但是长此以往，国家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就形同虚设了。内部地方上的权力尚且是如此之大，而至于边疆方面，国家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