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甚至“多主制”的统治方式之优势所在，当然就是可以极大地节约统治成本，从而导致了其以“少数民族”的规模，却成功地统治了广阔的领土--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但是，其劣势则在于，对于藩属和边疆地区长期实行的“统而不治”、“为而不有”的政策，天长日久，则必然造成一种地方主义、分离主义，这表现为治理藩属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对边疆问题的松懈。而以东邻日本的兴起为例，与清王朝对比而言，主导明治维新的日本萨摩、长州两藩，都属日本的外藩，它们的特长恰在于有着经营地方、边疆问题的长期经验，这不但导致了明治之后的日本将治理的重心确立在其边疆地区，而且更从客观上助长了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趋向。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其根本目标也主要是瓦解清王朝的边疆和藩属，这一点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清王朝“天下秩序”在边疆治理上的弱点而作出的明确战略选择:如日本对琉球、朝鲜、台湾、满蒙，俄国对东北和蒙古，英国对广东、新疆和西藏，法国对安南和广西。--在这个意义上，清王朝的瓦解，首先是其边疆和藩属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剧变，首先是从东南沿海的海疆爆发；这亦不是偶然的，那里长期以来就是引进白银的口岸，同时也是买办商人势力支配的地区，而作为“蛮夷之地”，相对于北方和西北而言，南方地区国家的治理能力更一向就是薄弱的。

金融体制的转换致使清代财政困窘

“天下”是指文化上的“大一统”和普遍的文化秩序支配下的差序格局，“天下观”中的边疆、外藩与中心或者中央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了解。而18世纪末期，中英上述“帝国天下观”与“帝国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就鲜明地表现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所发生的冲突上。乾隆帝在敕谕中清楚地表达了华夏皇帝实际上没有真正统治世界上所有区域的欲望，他本人只是“中国文化圈”里的皇帝。对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他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中国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制度是其他文化中的制度不能模仿、无从效法的--故乾隆帝说:“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无用。”在马嘎尔尼的时代，按照英国自己的逻辑，英国所要追求的与清王朝的“主权平等”，只能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的平衡之上，而根据当时中英之间武力的差别，中英之间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平等”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达到。因此，18世纪末历史的尴尬在于:不但清帝国没有接纳英国为“藩邦”的兴趣(因为它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而英国也没有通过武力而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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