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布伦看到的中国的人群，依旧是吉兰看到的蓝蚂蚁与美国大兵在朝鲜战场看到的黄色大潮。他的旅行不是去发现中国的新内容，而是重复证明西方关于中国的旧想象。中国人或者是可能酿成“黄祸”的麻木冷漠、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人群，所谓“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或者就是面黄肌瘦、形容丑陋的个人。

萨布伦说中国人带着历史的宿命生活，而萨布伦自己，则带着历史的成见旅行。他1986年在中国的所有见闻，似乎都在努力证实1786年、 1886年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那是一个未开化的、残忍的、混乱的国家，一个没有个性甚至没有多少人性的冷漠麻木、堕落贪婪的民族。那里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可怕而离奇的事。到北京，他便想到帝国的权威、神秘与恐怖，到上海，他又感到某种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怀恋之情和朦胧的负疚感。广州也是一个西方人熟悉的城市。当年十三行的洋人们在西方散布的种种关于“中国佬”的陋习怪俗，牢牢地刻在萨布伦的记忆中，选择并组织他在广州的“见闻”。他津津有味地描述广州人吞蛇食鼠，烹猫炖狗。他说：“在广州城的美食中，凡是可食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对待其周围环境时冷酷无情。每种动物身体的每个部分——猪肠猪肚，山猫的乳房，整只的竹鼠及蝾螈——皆被当作佳肴美味送进嘴里……在这里，几乎每种动物都处于被吃的危险之中。”

《大墙之内》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得力于它满足了西方传统中关于中国的各种想象，从十八世纪的专制帝国，十九世纪的可笑的中国佬与“黄祸”到二十世纪的“红祸”、“文化大革命”，也得力于萨布伦出色的文学才华。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之后来到中国，最大的希望是搜寻这“十亿不可理喻的人民”对人类历史上惊人的苦难——“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所以他每到一处，每遇到一个人，谈话的内容都是“文化大革命”。但令他失望的是，许多人已经淡忘，或者态度超然；有些人表现激愤，却因为缺乏必要的反思而显得浅薄狂躁。而最令他不可思议和失望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动荡与苦难之后，1986年的中国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改革开放，在萨布伦的眼里，不是将中国引向现代化，而是推回传统。二十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萨布伦感觉自己就像在二十世纪初，他又回到那个肮脏混乱残忍堕落的中国人群中。夜晚，萨布伦在广州公园里昏黄的灯光下，听艺人说书，在剧场里看演古装戏，当身边坐的老太太将剥落的花生壳丢在他膝盖上时，他感觉到，在中国，“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

从“文化大革命”到历代皇朝，萨布伦只在现实中寻找过去，因为在他旅行的视野中，中国是一个永远没有进步、永远生活在过去的停滞的帝国。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实是中国在走出“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却走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使中国进入历史中的新时期，而萨布伦却在“新时期”里发现“旧中国”。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旅行者都像他那样，被东方主义想象中的历史冤魂追逐着。还有人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似乎复活了他们的另一种旧梦：市场化神话与基督教民主化神话。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活了古老的“中国市场”神话，十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法国的一则香烟广告设计得很有意思。一大片穿着清一色毛式服装的中国人，正朝一个方向挥舞着手上的法国香烟盒，看上去像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这则广告幽默典型地表现了西方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改变。笔者九十年代后期在英国电视上看到一则创意基本一样的电视广告，同样是一片中国人，以同样的姿势挥舞着方便面盒，画面配音是 “中国革命”。随着中西贸易的增加，西方企业进入中国，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正面报道，在西方也逐渐增多。其次是中国的改革复活了普世民主政治与普世基督教的神话。西方许多报道都乐观地估计，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路线”，很快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最终抛弃共产主义盟友的国家，认为，冷战将以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致命一击而结束。这时候，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传教士”又借着教英语、传播科技、慈善事业这类四个世纪以前耶稣会士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而西方人也的确欣喜但也不无怀疑与忧虑地期望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基督教国家。再次是邓小平两度（1979，1986）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上了该杂志的封面。该刊专题报道中说：“被毛泽东的灾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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