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在西方赢得期望中的那么多好感，甚至不如六十年代、七十代初在西欧北美的中国形象美好。一个封闭的中国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可能极好也可能极坏，因为想象与猜测的因素太多了，容易极端化。开放的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可能过于复杂，但未必就没有想象虚构与极端化的可能。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个摇摆过渡的时代，一方面它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某种在西方人看来的 “资本主义的曙色”。麦克拉斯在写于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就说：“八十年代尽管绝对反面的中国形象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公众意见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国形象。”11

在西方视野中，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却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我们注意到，《时代》杂志的专题文章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态度，文章的标题为《一个新中国的展望》。该文讲到“文化大革命”时，用词总是非常确切的，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前景时，却将信将疑，保留甚至多于肯定，诸如Relative、Potentially Lucrative、Sometimes looks suspiciously like（相对的，具有潜在可能的，有时看上去像是但又令人生疑的）。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一书在整体上对中国是否定的。他将八十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归结为四个方面，其意义主要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灾难。‘文革’与人口过剩，将使中国难以摆脱贫困。目前的中国政府不再是毛泽东式的极权政府，它放松了控制，是一种集权主义政府。中国出现的渐进的民主化前景是好的。目前的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终将导致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美国不仅应该像支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支持它，而且支持的力度还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潜力的市场。中国是地缘政治游戏的重要角色，对华盛顿制衡莫斯科具有重要意义。”12

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给美国某种二十年代的感觉，使“恩抚主义”情结有所复活。他们同情中国过去的苦难（主要是“文革”），谅解中国目前的混乱，希望中国有可能“好转”，并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与西式民主政治最终可以拯救中国。他们曾经“恩抚”过中国，但五十年代由于中国的“背叛”，他们“丢失” 了中国，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尽管心有余悸，他们依旧感觉自己站在资本主义道路辉煌的终结点上，远望着中国政府带着它庞大的十亿人口迟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惊喜，有时甚至忘记了历史给他们自己的那些教训。他们总是错看了中国，追悔恼怒，又重蹈覆辙。于是，又有人用“美好新世界”的笔调描绘改革开放的中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的经济特区当作“新体制的试验”：它“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工业区的角色，它将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域产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以及经济上的深远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在现代城市规划、建筑和建设经验上的不足，深圳的发展可谓是令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深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他们才华横溢，向往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环境……”13七十年代参观大寨的西方人，现在去参观深圳了，这一次没有“竹帘”或“铁幕”，难道还会受骗吗？

《中国觉醒了》是九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最畅销的几本书之一。像所有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样，它与大众的中国形象的关系是，它既创造了大众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大众期待中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例如，纪思道与伍洁芳的著作再次使用了一个套语式的标题：“中国觉醒了”，从二十世纪初的丁韪良，二十世纪中的罗伯特·吉兰、费利洛斯·格林等最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作者，都用过类似的书名14，其共同的来源是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了，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纪思道与伍洁芳还像当年的吉兰那样，在书的扉页上作为题记引用了这句话。“中国觉醒”的套语从其来源处，就包含着某种令人恐怖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含义15。纪思道也直言不讳，称自己一直是写关于中国的恐怖故事（China horror Stories）的。他与他妻子伍洁芳，现在的合著者最初相识，还是因为她“出于职业关心地喜听他关于中国恐怖故事”16。

纪思道说，他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