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媒体突然出现讨论中国威胁的文章中，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与罗斯·芒罗 (Ross H. Munro)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就是这方面出版物的代表作。书中充满耸人听闻的“警世危言”。接着关于“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的警告之后，两位作者分析：“仅仅十年以前，即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作者认为，这种即将并不可避免的到来的冲突有两方面的理由。中国方面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美国方面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要称霸亚洲，而这种霸权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鉴于支配亚洲正是中国极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就势必冲突……”这两位振振有词的作者就差一步没有道出最后的真相：中国的真正强大就有可能挑战威胁美国一个世纪努力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

媒体炒作的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给西方大众心理投下一个恐怖的阴影。紧接下来的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与香港回归，西方媒体又以某种似是而非的“事实”加强这种恐怖宣传。美国报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的基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邪恶的共产主义大国尝试对无辜的民主台湾的侵略。随之推进的恐吓是，如果中国可以将导弹打过台湾海峡，也就有可能打过太平洋，打到美国本土。如果说通过台湾海峡危机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种战争恐怖，那么，通过香港回归西方媒体则制造了某种和平恐怖。阴雨中的交接仪式，阴郁的王子、哭泣的港督一家与趾高气扬的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场景通过电视与摄影，以直接的形象加强了英国人的自怜式感伤与自危式恐惧。撑着雨伞，在惆怅甚至恼怒中离开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到英国的巴斯小城，写出了一本书《东方与西方》。在这部沉痛的书中，他说西方传说的中国威胁，不足为凭，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战争或侵略的形式威胁西方自由世界，但是，并非就不存在道德与政治的威胁。他泄愤性地诅咒中国是“世界上最后的邪恶帝国”，并以一种道德使命感指责中国“专横逮捕、严刑拷打、集体屠杀、地区压迫、罪犯器官移植、宗教迫害、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消除政党界限、用持不同政见者作交易，将那些悲惨绝望的人关进可怕的劳改营……”他呼吁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不要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商业利益而背叛美国，不要贪婪愚蠢地夸大所谓“中国市场”的神话，为了“遏制”或“制裁”中国，称“我们应采取一致行动”26。

中国往往过分夸大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忿忿不平又有些沾沾自喜，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西方在道德与政治上将中国视为邪恶帝国的认识与想象基础。实际上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尤其是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后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所谓的中国的威胁，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往往也并不是核武器的威胁，而是来自被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的、邪恶贪婪的庞大人口的威胁。更进一步说，西方关于这种威胁的感受与想象，有比时事政治更深远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时事”不过是某种触机，它唤醒了某个古老的恶梦，渊源可能可以从“黄祸论”一直追溯到“启示录”。

一百年前，英国历史学家、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官皮尔逊先生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1893年）一书中，就“预言”过“黄色带子将侵占地球” 的“中国威胁”论。他说：“像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世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27皮尔逊看到的恐怖的预兆，在另一个世纪末又出现：中国人口膨胀，移民带着共产主义狂热与黑社会的邪恶向世界扩张，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大量标着“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堆在美国超市里，美国传说有两百多枚中国的核弹头正瞄准美国西海岸的城市……皮尔逊说：“毫不遗憾地这样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是死了为好。”但皮尔逊的后人们确实非常遗憾地感到，自己有可能活着看到这一天。1997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