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了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他感觉自己像艾丽斯一样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那里是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伍洁芳是华裔，她说自己从小记忆中的中国是一个梦中的土地，是大洋彼岸，美丽的彩虹下，富饶广阔、文明悠久辉煌的国家，但真正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是压迫与死亡之地，是一个枷锁中的社会。”户口、档案、单位、关系将所有的人锁定在极权体系中。她说，她到中国的感觉就像穿越一万英里的路程去看望远亲：“发现他们住在行将倒塌的房子里，往地板上吐痰，虐待自己的孩子，同时还诅咒你来看他们为什么不帮他们打孩子……”17表面上看，这种程式化的游记叙事模式（在波伏娃、吉兰、格林、萨布伦等我们引述过的代表性的中国形象文本中，都存在这一叙述程式）的意义在于，表示他们旅行的新发现改变了他们的旧看法或记忆。实际上所谓的新发现，不过是确认另一种旧看法或记忆。《中国觉醒了》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重新确认一种程式化的、套语化了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在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结束八十年代遗留下的中国形象的某种分歧，以一系列的“中国恐怖故事”将种种特征统一到邪恶化中国形象的基点上来。
财富与罪恶一同增长，八十年代末西方完成了政治邪恶的中国形象，却留下经济发展的一线光明。九十年代中期，以《中国觉醒了》为代表的一种舆论势力，逐渐将中国形象中这一线残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十二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18
最后这句话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响。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本土惟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击的，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许多美国人如今将9·11事件当作美国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击，经常将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纪思道的“警世之言”深远的暗示意义，恰在于“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一方面强调所谓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一旦表现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竞争，就可能成为威胁。而恰恰是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政治道德的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性的基点上。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正反两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恶的威胁！
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进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曾经赞颂过这种经济奇迹，八十年代尽管失去了那份热情，但态度依旧是肯定的，1989年以后，这种态度依旧存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经济进步却不知不觉地被置换上了邪恶的基础。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变成了邪恶的。《中国觉醒了》表面上一再强调中国的两面性，实际上却将这种两面性置于邪恶的视点上，即经济在邪恶中增长，又在增长邪恶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可怕的邪恶力量的发展。
总之，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二十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七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它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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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国汉学家孔华润（W. I. Cohen）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加入了讨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关系的内容。他认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如果还没有发展成彻底的敌视的话，那么，怀疑与反感是明显的。中国似乎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邪恶的、恐怖的国家，它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威胁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即西方世界，是现代世界中的某种地狱力量。正像出版于1996年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雄心勃勃的中国。”“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然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9
一个世纪间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或者是牧歌田园、道德理想国，或者是陷于贫困、苦难、饥荒、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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