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杂志2010年2月刊封面策划:《孔子和他的敌人》

《孔子和他的敌人》

策划文章导读：

孔子“平反”记

洪秀全：从塾师到“上帝之子”

吴虞：一个“反孔健将”的人生起伏

“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

李贽：一个“思想犯”的抗争

嵇康之死

“终结者”李斯

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

路上的孔子

“子见南子”的现代官司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成为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一次的向真实的孔子致敬。这个看似荒唐的悖论，实际上却饱含的是中国有独立品格的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降，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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