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一时期写就的《孔墨思想》里，杨荣国将孔子描述为“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杨荣国甚为推崇墨子，称其“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

同一时期，更为流传广泛的则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在其中的《孔墨批判》中，显然更倾向于尊孔抑墨。学界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等亦都在此时涉入这场学术争论，但其后国内局势的发展显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这场争论并未展开就已结束。

至于毛泽东怎么样关注到杨荣国，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谈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另据陈晋在《毛泽东之魂》一书中记述：1968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说：“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两位都有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子的。”

杨荣国之所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1973年，当杨荣国再次动笔写“孔墨”之争时，并非要重新挑起争论，但是他将“儒法之争”写成“路线之争”显然触发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这一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

杨荣国正是此时接到了那个神秘的“约稿”。李锦全回忆，此文并非杨荣国主动而为。“1973年大概是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至于何人授意，当时是不能问的。文章写完后几个月没有消息。”

另一位学人赵纪彬此时也接到了来自上峰的命令，让他迅速地写出一篇《孔子诛少正卯》的文章。1973年8月，赵按照上面的指示，完成了《诛卯》一书的修改，9月14日，赵听到江青的批示：“作者历史上有问题，著作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和《论语新探》这两部书，都要出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本。”

书的出版超乎寻常的迅速，十天之后，赵就收到了《诛卯》的小字本样书。

这一年的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后，写下四个字的批语：杨文颇好。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突然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接着全国各大报转载，各电台纷纷广播。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了杨荣国的另一篇作品《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南杨北赵”成为这一时期反孔中最耀眼的明星。

林彪，那个即将和孔子并列受批判的人，在8月20日被开除出党。

“巡回演讲”

杨荣国红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

陪伴杨荣国前往上海等地散心的李锦全亲历了这一过程。据李锦全在其新著中回忆，他们在上海安顿下来后，就准备去复旦大学参观学习。在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发生的一幕令他记忆犹新，有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叫“杨老”，杨荣国站起来应一声还未知是谁，那个陌生人却非常热情地几乎把杨荣国抱住，口中连连叫道：“好呀！好呀！杨老，您的文章发表，并在全国转载和广播，非常重要！”杨荣国对此突如其来，一时难以反应，只是“哦、哦……”这个陌生人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正是其时姚文元手下的得力干将。

大概对杨荣国本人不好当场发问，热烈祝贺后朱永嘉把同来的李锦全拉到墙边，想了解文章的发表过程。李锦全如实说：“这原来是《人民日报》的约稿，至于过了好几个月后突然发表，内中经过我们亦不知情。杨荣国也是昨晚到上海在民航办事处才知道的，其他情况无可奉告。”朱永嘉听后没有作声，神情颇感意外。`

据朱永嘉后来回忆，这一年的8月上旬他曾在姚文元的秘书胡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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