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隔天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在电话中姚文元让朱好好学习毛诗，并追问说：“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说：“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

在上海“罗思鼎”写作组紧锣密鼓开始写作“批孔”之作的时候，率先“批孔”的杨荣国的出现自然令朱永嘉大为紧张。后来朱又邀请杨荣国到复旦作了一场“评法批儒”报告，上海市文教系统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听报告。李锦全说，“当时杨荣国并不拿稿子，他作批孔报告的内容，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写《孔墨思想》时已经定了调子，当时开讲只不过将一些古文辞句以通俗化口语来表达。”

上海之后，杨荣国按计划继续前往南京。在南京又作了一场批孔演讲，同样是旧调重谈。在孔子的前面加上些修辞语“顽固、反动”等当时流行的调子，旧瓶里装的新酒就流趟开来。杨荣国此时动了去北京一趟的念头，但却接到了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直接发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

接下来的旅程相当顺意，他们接连参观了开封的宋代铁塔和大相国寺。除了应景式的在开封师院作过一场学术报告外，过了几天相当平静的日子。

第三天的时候，北京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杨荣国其时腿脚不便，由李锦全去代接电话。“对方称是北京大学李德良，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说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他很吃惊，就想拖延一下时间，说原来活动定的还要去郑州、洛阳，等活动完了再去北京。没想到对方说已经买了机票明天就到，说完就挂了电话。

其时的政治风云变幻令每个人都摸不着头脑，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刚刚北京的汪子嵩来信说情况复杂，不要到北京，而马上两校却派专人来邀请，还有8341的副政委。

杨荣国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意外，他们只好把接待他们的教育局的邓副局长请来告诉了北京来电。邓听后不敢作主，即电告了省革委刘主任，“文革”中地方首脑的政治敏感相当强，听到北京专人来请杨荣国作报告，当然是大有来头，河南更想抢在前面。

第二天李德良、郭宗林来到开封，但是河南方面强烈表示要在河南作完报告再去北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的他们的报告本来都是按“学术报告”安排，这时便有领导拍板说，“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于是就扩大范围，在郑州的“批孔报告”即由省革委的刘主任亲自主持，并在市内拉线广播，大造声势。

在河南活动结束后，杨荣国即被两位“钦差”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作了两场大型报告，一次在市内旧体育馆，一次在某校的露天大广场上。李锦全说，他讲的仍不过是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发挥。但是“四人帮”并不在乎他讲什么，因为他是毛泽东所肯定的，发表了批孔文章的“领头羊”，所以急忙拉来为“帮”所用。

但显然，此时的杨荣国并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过，即使他明白了，也可能会继续下去。李锦全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杨荣国的党性意识非常强，只要是党让他去做的事情，他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他自己就说，革命是第一的，首先是革命，然后才是学术。”

杨的女儿杨淡以在回忆文章中曾经写过杨荣国初期的奋斗史，她说：“我父亲一到师院就这样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其时，他的母亲……我多年不见的年迈的祖母，还寄住在他朋友家；他的二女……我也多年不见，曾为地主作过丫头的妹妹还在孤儿院呢（最后只接回了我妹妹）。父亲为了革命的需要，顾不上家人，这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在他的心中，常想到的是革命利益第一、国家前途第一，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1973年的杨荣国认为毛泽东肯定他反孔，所以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都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服务。这个党性如此强烈的人，是绝对不会怀疑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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