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演讲，轰炸式的报道，让杨荣国成为各地诸候最受欢迎的人物，于是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间，他又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及广西、云南等地四外巡回作报告，所到之处，都是各地党政主要领导亲自主持报告会，杨荣国自此跃上了其人生的顶点。

被卷入的知识分子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去世两年多的林彪好像又活过来似的，全国突然又对林彪大批特批，当时的歌谣唱着：“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嗨！”

10天之后，江青在新华社学习班讲话时，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江青还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一场自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那些饱读经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岔路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杨荣国的选择其实是一以贯之的，1953年杨荣国来到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八大教授之一，当时的八大教授中，大多属于旧派学者，如陈寅恪，刘节等，还有“资产阶级学者”，以民盟会员成份出现的杨荣国则是少有的“马列主义学者”。

1955年，刘节辞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其辞职理由之一是因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挺身而出，写出有份量的批判胡适文章的正是杨国荣。在后来“拔白旗”中，对刘节提出批判的最有力的也是杨荣国。在抗战年代加入中共的杨荣国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保持到1955年，此前他一直以民盟成员的身份出现，直到1956年始亮明党籍，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李锦全在评析杨荣国“文革”前17年的学术生涯时，称杨在历次批判运动中，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个信条他是相当执着的。

杨的同事刘节显然持相反的观点，这个平时对人谈话时提到王国维、梁启超必恭敬地称呼“静安先生”“任公先生”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老师的本名，是一个非常恪守儒家之学的学者，他在“文革”中表示愿意替老师陈寅恪挨斗，也因此和杨荣国在儒法之争中激辩不已。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但是有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他就是梁漱溟。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 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更多的人则在高压之下屈从于政治，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杀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让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

不久，冯友兰一反自己几十年尊孔的观念，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批判，他的批孔文章先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毛泽东看了，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然后让《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冯友兰奉命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还写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论孔丘》。毛泽东看到并表扬了这本书。他说：“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

不仅仅是冯友兰和梁漱溟，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郭沫若、吴宓、任继愈、剪伯赞等，当时参与“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的汤一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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