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学研究者在此次的“批孔”风潮中很难全身而退，他们必须选择尊孔还是反孔，而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这一点，敏锐的外国观察者都已经注意到了。1973年9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摘要”称：“最近对孔子的批判把他描述为‘反革命’，并且明确地把他与林彪相提并论。” 11月3日则说：“从批判孔子说到秦始皇”，中国观察家猜测：“根据以古喻今的原则，孔子是否代表了周恩来，秦始皇代表了毛泽东。林彪在1971年曾经指责过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

这一年，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记录称：“外界传言某某发言中所影射之“大儒”事，果然属实!此辈这是在自掘坟墓了!目前维持大局不至于乱者，惟周公耳。自毁长城者必自毙!”

沈从文则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红红一上学即写批评孔老二，这位“孔老二”究竟是什么时人，作了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不久又批《三字经》，《三字经》内容，也不明白。凡事人云亦云，亦得个“优”。”

被时代夹裹着前进的人们，在非常含蓄地传达着对“批孔”的反抗。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这种地毯式的轰炸留下的痕迹并不明显。1973年12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莫格的文章认为：“孔子的书被禁，他的思想企图被根除，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毛泽东的革命本身对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继承之一。和柏拉图一样，孔子相信哲学家型的统治者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毛泽东也是一样，但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毛泽东力图改造中国，但是从孔子的角度看，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掌权者。”

儒法斗争的演变渐渐脱离了最初的轨道，政治上的冲突后来催生了中国新的变局。

即便如杨荣国，也对过多吹过头的宣传产生了怀疑。有一次在私下和弟子李锦全说，“儒法斗争在汉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在汉代以后有没有斗争就很难说。”不过，后来杨荣国还是同意了江青的说法，“儒法斗争不仅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有。”

寂寞身后事

四处演讲作报告的杨荣国，身体渐渐不支。

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曾劝父亲不要再四处作报告了，杨荣国于是在1975年底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到1976年6月的时候，杨荣国出院了。他先到长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要他做个报告，他做了，只是听报告的人范围极小；到广州后，王首道等人又要他做，他是很听话的人于是也作了。据李锦全回忆说，这个报告印发了几万份，《南方日报》也进行了报道。

一生紧跟形势的杨荣国的政治敏感性在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他原来批判孔子的时候还只是发挥自己原有的观点，现在则更加迎合时势。当时正是“批邓”风起，在这次的演讲中，他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小标题“邓小平也是孔老二”。

1976年9月18日，杨荣国和赵纪彬、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等出席毛泽东追悼大会，名字在《人民日报》见报，这是杨荣国最后的辉煌。随即，“四人帮”倒台，杨荣国从云端跌入低谷，当他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某医院东病区时，有人向医院提出不能同“四人帮”的走狗和“反周总理的人”住在一起。医院无奈，只好把他搬到大病房，医生和护士也不敢多给予照顾。

据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回忆，他病重时大小便有时失禁，陪待他的女儿连扶他上厕所也来不及。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人敢来探病。但是令这个身患绝症的人最受打击的，仍然是给他戴上的“反周总理”的帽子。

杨荣国第一次品尝到了“影射史学”所带来的惨酷，据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中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

舒芜在文中认为，鼓吹法家的杨荣国“大概直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后来广东省委原宣传部长张江明在一篇文章中为其正名说，“杨荣国病重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时，听到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哀乐，他主动提出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医生同意；当他再次要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时，因病情原因，医生未同意。医生和护士反映，在杨荣国整个住院期间，未发现他同‘四人帮’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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