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收入担米,就穿绫罗,积蓄没有几两银子,就要戴上珠翠。”有的“积蓄一年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有的“从典当铺中觅到廉价的旧衣衫,翻做改新,与豪华公子列座”,一般市民尚且如此,当官的更是争妍斗奇。住所必有雕梁画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水陆珍馐美味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品不惜以金银作为溺器。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随从们吹奏丝簧,服饰诡丽,绵延数里;工部郎徐渔浦每有客人来访,必先让人侦察客人的着装是什么颜色,再挑选自己穿什么,用什么色彩,然后相见,“两人宛然合璧”。吴昌时的家居,在坐榻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新,读书、办公宛若置身花丛之中。著名文人张岱在他《自为墓志铭》中,说自己“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吃喝玩乐样样都嗜好,连同性恋的隐私,也毫不隐晦。太守金赤诚其貌不扬,家无担储,每外出,遍身绫罗,香气扑鼻,穷极奢靡,“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讲究奢华到了负债的地步,其人还是清官,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却不足为奇。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在晚明却超前出现,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喜好修饰,早晚都要抹香脂,衣服华丽耀目,每日必换一套,所到之处香气缭绕。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却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沿途吃饭,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由此可见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帽,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奢华和排场,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这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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