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近三百八十年，一场“*”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明代官员的俸禄不高，以一个县官(七品官)来说，月薪按米价折算，相当于人民币二千五百元，可是其他无形收入并不低。除俸禄外，配备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所需的花费都由朝廷支付或补贴，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并享有种种特权。张居正在居丧期间，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茶叶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应，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所以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作为一国的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贪官？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议论，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今人已很难考实。但从抄家的清单和随葬品所见，应该说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居正批评郧阳巡抚刘虹川为求提升送礼的行为时说：古人言，取不义之财，犹如将自己置于深沟，难道你要将我推入深沟？以你的抱负，又当盛年，自有当用之日，理当静心等待。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门，弃礼义不顾而行贿，我不得已，必将公布于朝廷，这将使我陷于薄德，你也永无录用之日，岂不两败俱伤？
同年，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贵重物品时说：想当初惜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励，因此屡次赠礼，都不敢接受，唯恐违背相约之言。想不到礼物愈赠愈厚，难道你以为我是嫌少？你所赠之宝物玉带，价值昂贵，这不是一名县令能持有之物，特此奉还，希望能反思自励。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被拒绝。张居正在信中说：当阳厚意，愧不敢当。看到图纸，结构不小，所费不下千金，这哪是一县能办的事？必然动用公款，纷纷多事，徒增烦恼，何况近来严禁各地造书院、聚众吃公粮，若以身试法，又何以作人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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