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的辩护，应该说是相当有力。所以，辛弃疾建设飞虎军是不是真的“有利心”，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捞了很多油水，存在着贪污行为，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就是大概有、也许有、可能有，但是查无实据。

那么，辛弃疾在湖南是否又有过“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的“酷吏”行为呢？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

辛弃疾的行事作风，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争议。他年轻时，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匹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个非常勇武、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后，他又镇压了茶商军起义，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政。而且，根据《宋会要·兵》的记载，茶商军在平定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捕寇有方”，但也说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超过了适当程度。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当湖北安抚使的时候，对境内的盗贼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严打政策，也是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很容易让辛弃疾获得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

不过，有这样的名声，并不代表辛弃疾在湖南就一定做过这样的事情。唐代白居易曾写了一首诗说：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 (《放言五首》之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