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辛弃疾当安抚使期间，湖南没出现过农民起义以及其他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所以他即使要对普通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个由头。在《宋史·辛弃疾传》中，有“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的记载，不过，这是写《宋史》的人误解了辛弃疾的《论盗贼劄子》的说法。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列举了近年以来发生的“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和当时刚发生的“李接、陈子明之变”，这一系列起义都是在湖南及邻近地区，但是其中只有赖文政是辛弃疾亲自讨平的。“陈峒之变”时辛弃疾虽已来到湖南，但他做的是转运副使，负责平盗的是安抚使王佐，辛弃疾顶多做了一点后勤工作。辛弃疾接替王佐做安抚使后，湖南没有发生过“盗贼”的历史记录。因此，《宋史》说辛弃疾在湖南连续讨平了几起“盗贼”是错误的，他不可能因为“平盗”而去大量杀人。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知道，辛弃疾在湖南既没有使用“重典”杀人立威的主观意图，也没有“乱世”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在湖南“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同样也缺乏事实支持，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以前的名声而产生的流言，属于“名人的烦恼”。

既然对辛弃疾“贪”和“酷”的指控都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那么南宋朝廷的监察官员为什么要弹劾他呢？辛弃疾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呢？

关于这些问题，曾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地归结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认为辛弃疾因为他的抗金主张而与朝廷中的主和派成了对头，所以便受到这一派人的打击、压制。这种说法太过笼统，并不完全符实际情况。比如这一次弹劾辛弃疾的人，据一些学者考证，是当时的监察御史王蔺。虽然史籍中没有留下王蔺关于宋金关系方面的具体言论，难以确定他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但《宋史》将他与其他几个在抗金和反秦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合写在一个传中，显然认为他在政治态度或品格上跟这些人存在着相似性。(按：将某一类人列入一个合传，是古代史书常见的编撰体例)因此，王蔺对辛弃疾的弹劾，应该跟主战主和的矛盾并无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跟辛弃疾过不去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原因：

首先，从辛弃疾方面来看，他的性格和行事作风必然使他在南宋官场中成为一个“另类”，从而惹来种种的“流言”。辛弃疾在湖南时呈送给宋孝宗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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