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我们今人看来，真是不懂这是真放达，还是患了精神病？当然，我们知道，阮籍嗜饮，是要逃避世事，他不但好饮，而且好沉默，这二者是有联系的，醉后不讲话或说些胡话，都情有可原。他就用这个方式推掉了与司马家族的婚事，也实在高明。正如田文棠在《阮籍评传>》中所说：“阮籍的嗜酒，也实在是对付司马氏及其同伙的一种极为巧妙的手段。”可见酒这东西，高手饮起来，总能饮出水平。

与阮籍相比，刘伶也属同类。他写过一篇《酒德颂》，文中写了一个“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其实正是刘伶自己的真实写照，这明摆着是一个酒徒的形象。我们来看看刘伶的样子：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要整天饮酒，还整天带着一个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道：“死便埋我。”从这句话来揣度，刘伶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但也有可能是醉话或玩笑，总之是对世事不满的一种表达，正如他的喝酒。阮籍喝酒喝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刘伶则喝成了悠悠忽忽的游魂摸样，这都是世事使然。这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一种病态。文人们大都有强烈的济世之心，但往往又易遭排挤，加上文人生性敏感，稍不顺心，便精神低落，只好寄情于酒了。只是相对比起来，魏晋时期的文人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七贤中嵇康也喜爱饮酒，不过相比上面两位，他却好多了，嵇康在他的《秋胡行》中说：“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告之，酒色令人枯。”可见嵇康对饮酒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正是因为嵇康太清醒，太认真了，所以丢了性命。如果他也能晕晕忽忽，不那么较真的话，则司马氏是不会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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