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是如此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这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3〕张荫棠不好明说， “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义和团的失败使它丧尽面子”〔4〕， 加上慈禧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占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等丑恶历史与下诏罪己并不彻底等现实因素，都决定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动员是十分有限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论著对以往论著斥“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之说提出异议与批评，所论大都不乏说服力。而“假维新”之说，原本最先出自反清志士陈天华之手笔，他是为激励国人投入暴力反清斗争而立论的。他说：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还有那，假维新，主张立宪，略畛域，讲服重，胡汉一堂。”〔5 〕视“新政”为“假维新”而竭力抨击者绝非止于陈天华这样的反清文豪。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也曾以“伪维新”、“伪改革”等词句相讥。奉张之洞之命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好友汪康年时也不乏愤世之言。面对庚子之变后日趋严重的东北危机，他函告汪氏：“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6〕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7〕此时此刻慈禧之流的*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稍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ｔｉáｎ＠①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第二，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新政”，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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