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出现某些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 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 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8〕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9〕。 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10〕。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度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1〕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第三,“康乾盛世”之后的统治阶级原本就已十分腐败,“新政”不但不曾整饬腐败问题,反而使它变本加厉,贪官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