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欲期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难”了。留学生中象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况且，曹氏等人也并非传统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年轻学子无论是受官方外派，还是自费出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探索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中外差距越拉越远的严峻事实时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导致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他们要么希望清皇朝尽快着手*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通过暴力把君主专制制度连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宪制重建家园。梁启超也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他在1902年就提醒“当道者”：“欲闭关，则宜闭之于举国无一洋人之时；欲窒新说，则宜窒之于举国无一思想之际。而今晚矣！诸君欲行伪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于是乎派学生于外国。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入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23〕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ｘì＠④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24〕这是在逃钦犯梁启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毫无疑问，*体制的改革是最令专制统治者头痛的事，也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它意味着要改到专制统治者自己头上，要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其中并没有什么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决心、态度以及具体操作方法。“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将如何，资本家阶级与新士绅、新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新军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热心鞭策，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则为了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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